#权力及其逻辑
阶段（4）战略构建（strategy building）
政治战略历经四个阶段而形成，每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得到筛选、系统化且经过概率性分析评估的信息被提炼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四阶段主要是顾问给出切实的行动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回答一个实际的关键问题：你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不是就单一个体和情况给出战术行动建议，而是不受情境影响的行动评估。该评估制定中长期政治目标，例如总理重选、联邦-州竞争改革、实施针对病患的新的统筹基本医疗、大麻合法化等。通过将当下针对政治竞技场以及客户能力、利益相关者、议题和场景的监控和情报、信息和概率分析进行思考，得出一条成本和利益都达到最优化的目标实现路径。
目标的确立及其实现路径一起构成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累积的政治知识通过精心策划并高效的政策设计得以应用。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根据客户相较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潜能而确定实事求是的目标，以及就实现该目标制定准确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每一阶段都是详细且能修改的，还要有清晰和高效的决策层次。每一个政治战略都是计划好的权力实施，这决定了谁应该在何时取得什么，采用何种手段对付反对力量，以及如何应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将专注于政治战略的基本元素：同盟构建（alliance building）、专题治理（thematic governance）和对话，这些是每一行动计划的DNA。单一计划间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实践上。
任何希望在政治竞技场内实现目标的人必须依赖盟友来弥补其战略劣势，例如缺乏资金能力、调动和组织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渗透进其他组织或网络，增加实现其关切的可能。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还是决策方面，不积极寻求盟友的人有被政治竞技场孤立的风险。因此，无论咨询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或其能力如何，同盟构建是所有政策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成功组成临时的同盟（限于完成特定目标）或长期网络通常是战略制定的开端。这里考虑的是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利益重叠部分，探讨了协同作用、专业知识和专长，也评估了潜在伙伴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有问题的声誉、竞技场内有许多反对者、缺乏真诚等。在此基础上，联系将会加强，合作结构将会建立，同盟的联合管控机制将会得到落实。因此，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进行准确的竞技场和网络分析，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制定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政治同盟本身不是永远存在的，必须培养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所有稳定同盟的基石。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必须持续地进行评估和保持。否则，无论战略是多么周密，也会因为行为体之间冲突的目标而失败。
构建同盟是为了使行为体在竞技场内拥有更好的相对地位，专题治理则是根据主要的政策议题或未来挑战来完成自身定位，发布针对性信息，在政治议程中纳入关键议题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性地设置新议题并引发对此的关注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而探讨已有话语影响力的议题并借此实现个人的沟通目的则称为议程冲浪（agenda surfing）。然而议程设置需要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或小组讨论等形式，重要的是要评估目标人群对不同可能信息的回应。成功的议程冲浪讲究的是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一个议题，并具备战术灵活性，以便在“公共关注浪潮”（wave of public attention）来袭前能够对其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民主中，权力的使用与为正当性辩护的义务有关，是专题治理中战略意义的根源所在。无法为政治目标提供合理解释和无法将个人喜好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公众接纳和支持的。然而，专题治理不是让权力领域的所有人都接纳传递出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完全不现实的。
相反，第一，合理的信息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该信息与咨询人的个人履历、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能够实现有说服力的匹配。例如，在政治布局战略中，中小型雪茄烟制造商将自我打造成有价值的传统制造业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代表，这是可信的。但是，这样的刻画对于全球性的制造商而言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该信息必须将客户的独有卖点与竞技场内的主导政策议题相连。战略性专题治理对社会成员在多个政策领域所存在的担忧、希望、恐惧和期望保持敏感，这是建立在对咨询人的优劣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所采取的战略性沟通规划就是一个负面案例。熟知欧洲政治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独有卖点，因为他长时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长。然而，他既没有利用这个卖点，也没有谈论移民和内部安全等与欧盟政策相关的议题，而是强调了他担任过德国最西部地区一个小镇乌尔瑟伦（Würselen）的市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没能突出这个重要的特征，没能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区别开来。
曾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Jeb Bush）没能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另一个负面例子。对他而言，远离其兄长的政策，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关键。他在选战中本有机会强调他在教育政策、自然灾害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州长不同，杰布·布什在其任期内非常重视教育改革。他设立了佛罗里达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教育券计划，增加了特许学校，并且创建了标准化考试。换句话说，在选战中，他本有机会利用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涉及小部分共和党选民）来获得选票。
信息必须对接收人而言是适合的，这是第三个标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传达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必须与接收人的利益相呼应，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语言和专业背景。例如，止痛药获批对于药品企业而言既是复杂的评估流程，也是行政流程。在这些重要的流程中，为了使病患协会和自助团体融入其中，就需要在核心议题上进行大规模的简化并画出重点。
除上述三方面外，专题治理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将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政治传递的要求以及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接着就此进行阐述。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进程中，沟通变得更多元、更快，但是也更多变，出现了更多的空洞内容。这些趋势使得议题设置和传递的挑战更大，战略构建也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使自己的政策议题受到关注并赚取利益，还包括如何保持这份关注度和所得利益。无法对此给出战略处方。但是，我们认为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工具。尤其是，广义的传播战略必须是兼顾线上和线下的，面向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而非小范围的目标群体。只专注于数字化或模拟媒体，不仅无法突出特定的世代群体，还可能导致形成咨询人有意忽略这些团体的致命印象。
传播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专题治理上同样重要。就像宣传册的平面设计或立场文件论述的真实性和研究能力一样，及时启动竞选网站并优化、简化其使用能够决定一个战略的成败。因此，战略制定包括将适用于接收人的信息、渠道和形式，政策议题和咨询人的独有卖点进行整合，做出一个连贯完整的设计。
对话是制定战略的第三个基本要素，由在竞技场内相关玩家之间特意安排的对话和讨论组成。与同盟构建和专题治理一道，是战略的通用构建版块。政治设计不仅源自强大的同盟和得到适当突出的议题，还体现在人际交流中，在议会晚会中，在讲台讨论、公民论坛或是一对一的会面中。这样的交流能够建立信心和制造共鸣。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更能增进对利益和目标的相互理解。因此，对话为私底下游说个人目标价值和传递信息服务，也帮助展现对话者的合法利益并将这些利益纳入个人战略构成。
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话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对话机制都呈现巨大的差异。
同盟构建、专题治理和对话是所有政治战略共享的DNA，早前已经提及。“应该做什么？”是战略构建的关键议题，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回答。顾问面临着三重挑战：具体化（concretization），时间点（timing）和协调（coordination）。顾问必须计划：（a）在何时与哪些特定行为体以何种目的构建同盟；（b）要在竞技场内强调哪些专题性论述，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递；（c）何时与哪些对话者举行对话；当然还有（d）整合构建完整政治战略的所有版块。
阶段（4）战略构建（strategy building）
政治战略历经四个阶段而形成，每一阶段都是后一阶段的前提。在这个过程之中，所有得到筛选、系统化且经过概率性分析评估的信息被提炼成一个具体的行动方案。
第四阶段主要是顾问给出切实的行动建议。归纳起来就是回答一个实际的关键问题：你应该做什么？当然，这不是就单一个体和情况给出战术行动建议，而是不受情境影响的行动评估。该评估制定中长期政治目标，例如总理重选、联邦-州竞争改革、实施针对病患的新的统筹基本医疗、大麻合法化等。通过将当下针对政治竞技场以及客户能力、利益相关者、议题和场景的监控和情报、信息和概率分析进行思考，得出一条成本和利益都达到最优化的目标实现路径。
目标的确立及其实现路径一起构成了战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之前累积的政治知识通过精心策划并高效的政策设计得以应用。
主要的挑战是，如何根据客户相较竞技场内其他行为体的潜能而确定实事求是的目标，以及就实现该目标制定准确的时间表，时间表的每一阶段都是详细且能修改的，还要有清晰和高效的决策层次。每一个政治战略都是计划好的权力实施，这决定了谁应该在何时取得什么，采用何种手段对付反对力量，以及如何应对目标实现过程中的突发情况。这里不再重复第二章第五节中已经讨论过的内容，我们希望从权力技术（power technique）开始我们的探讨。我们将专注于政治战略的基本元素：同盟构建（alliance building）、专题治理（thematic governance）和对话，这些是每一行动计划的DNA。单一计划间的差异仅仅存在于它们的组合方式和实践上。
任何希望在政治竞技场内实现目标的人必须依赖盟友来弥补其战略劣势，例如缺乏资金能力、调动和组织能力等，除此之外，还必须通过渗透进其他组织或网络，增加实现其关切的可能。无论是在信息收集还是决策方面，不积极寻求盟友的人有被政治竞技场孤立的风险。因此，无论咨询人的实际目标是什么或其能力如何，同盟构建是所有政策行动计划的核心要素。成功组成临时的同盟（限于完成特定目标）或长期网络通常是战略制定的开端。这里考虑的是与其他个体和组织的利益重叠部分，探讨了协同作用、专业知识和专长，也评估了潜在伙伴的战略劣势所带来的风险，例如有问题的声誉、竞技场内有许多反对者、缺乏真诚等。在此基础上，联系将会加强，合作结构将会建立，同盟的联合管控机制将会得到落实。因此，所有这些步骤都需要进行准确的竞技场和网络分析，以及利益相关者分析。战略制定的关键是要认识到政治同盟本身不是永远存在的，必须培养人际关系，因为这是所有稳定同盟的基石。合作伙伴的价值观和利益必须持续地进行评估和保持。否则，无论战略是多么周密，也会因为行为体之间冲突的目标而失败。
构建同盟是为了使行为体在竞技场内拥有更好的相对地位，专题治理则是根据主要的政策议题或未来挑战来完成自身定位，发布针对性信息，在政治议程中纳入关键议题并通过媒体进行传播。在这样的情况下，有目的性地设置新议题并引发对此的关注通常被称为议程设置（agenda setting），而探讨已有话语影响力的议题并借此实现个人的沟通目的则称为议程冲浪（agenda surfing）。然而议程设置需要长期的规划，不仅仅是通过定量/定性研究或小组讨论等形式，重要的是要评估目标人群对不同可能信息的回应。成功的议程冲浪讲究的是在适当的时候抓住一个议题，并具备战术灵活性，以便在“公共关注浪潮”（wave of public attention）来袭前能够对其做出迅速的回应。
在民主中，权力的使用与为正当性辩护的义务有关，是专题治理中战略意义的根源所在。无法为政治目标提供合理解释和无法将个人喜好与公共利益联系在一起的战略是不可能得到公众接纳和支持的。然而，专题治理不是让权力领域的所有人都接纳传递出的信息，这样的要求在多元化的社会是完全不现实的。
相反，第一，合理的信息必须是可信的，也就是说，该信息与咨询人的个人履历、价值观、信仰和历史能够实现有说服力的匹配。例如，在政治布局战略中，中小型雪茄烟制造商将自我打造成有价值的传统制造业和历久弥新的文化代表，这是可信的。但是，这样的刻画对于全球性的制造商而言却是不可能的。
第二，该信息必须将客户的独有卖点与竞技场内的主导政策议题相连。战略性专题治理对社会成员在多个政策领域所存在的担忧、希望、恐惧和期望保持敏感，这是建立在对咨询人的优劣势有清晰认识的基础上。德国社会民主党（SPD）在2017年德国联邦议会大选中所采取的战略性沟通规划就是一个负面案例。熟知欧洲政治是社会民主党总理候选人马丁·舒尔茨（Martin Schulz）的独有卖点，因为他长时间担任欧洲议会的议长。然而，他既没有利用这个卖点，也没有谈论移民和内部安全等与欧盟政策相关的议题，而是强调了他担任过德国最西部地区一个小镇乌尔瑟伦（Würselen）的市长。因此，社会民主党人没能突出这个重要的特征，没能与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区别开来。
曾经是美国佛罗里达州州长的杰布·布什（Jeb Bush）没能获得2016年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提名是另一个负面例子。对他而言，远离其兄长的政策，尤其是2003年的伊拉克战争是关键。他在选战中本有机会强调他在教育政策、自然灾害管理等方面取得的成就。与其他州长不同，杰布·布什在其任期内非常重视教育改革。他设立了佛罗里达第一个覆盖全州的教育券计划，增加了特许学校，并且创建了标准化考试。换句话说，在选战中，他本有机会利用特朗普支持者的不满（但这种不满只涉及小部分共和党选民）来获得选票。
信息必须对接收人而言是适合的，这是第三个标准。正如我们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二部分中探讨的那样，传达的政治立场不仅仅必须与接收人的利益相呼应，还要照顾到他们的语言和专业背景。例如，止痛药获批对于药品企业而言既是复杂的评估流程，也是行政流程。在这些重要的流程中，为了使病患协会和自助团体融入其中，就需要在核心议题上进行大规模的简化并画出重点。
除上述三方面外，专题治理还涉及另一重要问题，即应该通过何种渠道将何种形式的信息传递出去。在第三章第二节第一部分中，我们详细讨论了政治传递的要求以及模拟和数字之间的区别，我们将接着就此进行阐述。我们注意到，在数字化进程中，沟通变得更多元、更快，但是也更多变，出现了更多的空洞内容。这些趋势使得议题设置和传递的挑战更大，战略构建也更为复杂。面临的挑战不仅仅是使自己的政策议题受到关注并赚取利益，还包括如何保持这份关注度和所得利益。无法对此给出战略处方。但是，我们认为模拟媒体和数字媒体不是相互割裂的，而是互为补充的工具。尤其是，广义的传播战略必须是兼顾线上和线下的，面向多样化的利益相关者而非小范围的目标群体。只专注于数字化或模拟媒体，不仅无法突出特定的世代群体，还可能导致形成咨询人有意忽略这些团体的致命印象。
传播形式的选择和设计在专题治理上同样重要。就像宣传册的平面设计或立场文件论述的真实性和研究能力一样，及时启动竞选网站并优化、简化其使用能够决定一个战略的成败。因此，战略制定包括将适用于接收人的信息、渠道和形式，政策议题和咨询人的独有卖点进行整合，做出一个连贯完整的设计。
对话是制定战略的第三个基本要素，由在竞技场内相关玩家之间特意安排的对话和讨论组成。与同盟构建和专题治理一道，是战略的通用构建版块。政治设计不仅源自强大的同盟和得到适当突出的议题，还体现在人际交流中，在议会晚会中，在讲台讨论、公民论坛或是一对一的会面中。这样的交流能够建立信心和制造共鸣。对话比其他任何形式的沟通更能增进对利益和目标的相互理解。因此，对话为私底下游说个人目标价值和传递信息服务，也帮助展现对话者的合法利益并将这些利益纳入个人战略构成。
根据不同的战略目标，对话者的类型和数量以及对话机制都呈现巨大的差异。
同盟构建、专题治理和对话是所有政治战略共享的DNA，早前已经提及。“应该做什么？”是战略构建的关键议题，常常从这三个方面进行回答。顾问面临着三重挑战：具体化（concretization），时间点（timing）和协调（coordination）。顾问必须计划：（a）在何时与哪些特定行为体以何种目的构建同盟；（b）要在竞技场内强调哪些专题性论述，以及通过哪些渠道进行传递；（c）何时与哪些对话者举行对话；当然还有（d）整合构建完整政治战略的所有版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