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少从周朝早期起，中国人就认为文明与野蛮在世间进行着残酷的斗争。由上天指定的开明君主运用自己的权威使天下变得匀称、规则、安宁，但这种理想的境界始终面临着无序之力的干扰。对于一个以服从和等级制度立身的文明来说，失常和偏差意味着严峻的挑战，因此在周朝，圣王的形象首先是征服蛮荒之地及蛮夷之人的教化者，这也就不足为奇了。战国时期的政治哲学家们认为，蛮夷之地及版图之内的山野都属于未知领域，因此超出了君王德行能够感化的范围。他们同时断言，分类并记录奇花异草、奇珍异兽、山川河流、各路神仙与人类族群对于圣王之治不可或缺。全知的状态意味着不仅对凡人之境有统治的权力，对属于鬼神妖魔的未知之境也有。从这一点我们可以引申出写作具有驱邪的功效：通过书面文字呈现的知识揭露了妖魔们的本性，他们因此变得不再具有威胁性。关联性宇宙论的出现提升了写作的这种辟邪作用，它将所有异常、神秘的现象都与道德或政治秩序的紊乱联系在了一起。 从关联性宇宙论的角度出发，宇宙中并不存在任何真正的异象，但反常之态预示着天地之间的有机统一遭到了破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