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8世纪起，形象多变的财神开始发展为一位更加标准化的神祇，也就是一位人们很容易操纵的神祇。财神体现了对私德和公德的欧赫墨罗斯化。这样的财富观显然很对官府和成功商人的胃口，然而仅靠意识形态层面的吸引力是不足以赢得大众认可的。要理解五通神在18世纪是如何转变为五路财神的，我们必须把这个过程放到更加稳定的商品经济（尤其是货币体制的稳定）和城市化的社会环境的背景中。经济状况在18世纪的稳定性与明末令人困扰的大起大落形成鲜明对比。从18世纪30年代起，云南的铜矿获得大规模开发，清政府从此可以铸造足够数量的铜钱，进而建立稳定可靠的货币体系。由于货币的交换价值具有了可预测性，且人们对铜银两种货币形式都普遍存有信心，铜钱的使用频率大幅提升，再次成为占据主导地位的交易媒介。在18世纪的多数时间，中国的经济状况都以可靠的货币和稳定的价格为标志，这一时期也是同乡会、行会、社会福利机构等社会团体发展壮大的阶段，它们在市场和城市生活的紧张节奏中为人们提供了庇护。因此货币经济和城市社会都带来了稳定感和安全感，这种感觉在16世纪则是完全不存在的。根据同样的思路，在缺乏物价管制机构和帮助集镇居民抵御经济冲击的缓冲机构的明朝末年，为何货币经济最初让人把财神视为邪恶而非良善之力，也就不难理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