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苏格拉底和柏拉图这里，人是自然生命与政治生命的一种结合，苏格拉底和柏拉图都认为这两种生命是有区分的，但是到了亚里士多德这里，这两种生命有了一种内在的演化和提升趋势，是密不可分的。跟他的灵魂学说相对应，亚里士多德将人的自然生命和政治生命结合在一起，分为三个阶段：动物生活、政治生活和沉思生活。后两者在某种程度上是统一的，人类从事政治活动的目的是向善，但是沉思相比于政治要更高一级，是对一种相对于动物和政治生活的更高层级的理念的追求。正是这样的目的，能够把人从单纯活着的类似动植物生存状态中超脱出来，但又不是单纯停留在人类独有的活动，即政治活动中，而是为政治活动提供了一种更高更理性的理念的指引。也只有达到了沉思的高度，或者通过沉思的活动，人类才能最终获得自由。
在古希腊，思考是神圣的，思考就是人的一种自然状态，通过思考，人类可走向一种更高尚、更理性的一种政治的境界，一种理念的世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上帝的境界。可以说，在古希腊，人的灵魂是有纬度的，最低级的是动植物式灵魂，稍高级的是政治理性灵魂，但最高级的是上帝的境界。这个境界也许是人类不可及的，但通过沉思，人类却始终有向上帝之境界无限靠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类灵魂具有上升途径，但在现代，自从尼采注意到并公开宣告上帝（尼采之此上帝非彼上帝）已死那一刻，人类的灵魂就失去了上升通道，始终徘徊在动物界与人界，不再具有向古希腊式的上帝之理念世界靠近的可能性。也是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人类自此失去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性。
社会政治哲学领域中的自由，更多被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阐释是：“最常用的消极自由概念是假定在典型的自由民主法制社会中的自由，如行动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不被干涉），和没有家长式的管制及国家对道德问题的干预。”
虽然学界普遍是认为霍布斯最早提出了消极自由的构想，康德也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做了区分，但现代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的，是伊塞尔柏林。伊塞尔柏林认为，不做奴隶是消极自由的最终目的，而积极的自由则是指：“……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那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希望被理性的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所推动”。
而密尔认为，自由就是一种你和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那条边界，严复由此将《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
我觉得本群的千⛵️教授应该对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有比较深入的研究。
在古希腊，思考是神圣的，思考就是人的一种自然状态，通过思考，人类可走向一种更高尚、更理性的一种政治的境界，一种理念的世界，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达到上帝的境界。可以说，在古希腊，人的灵魂是有纬度的，最低级的是动植物式灵魂，稍高级的是政治理性灵魂，但最高级的是上帝的境界。这个境界也许是人类不可及的，但通过沉思，人类却始终有向上帝之境界无限靠近的可能性。也就是说，人类灵魂具有上升途径，但在现代，自从尼采注意到并公开宣告上帝（尼采之此上帝非彼上帝）已死那一刻，人类的灵魂就失去了上升通道，始终徘徊在动物界与人界，不再具有向古希腊式的上帝之理念世界靠近的可能性。也是从这一个意义上说，人类自此失去了灵魂获得自由的可能性。
社会政治哲学领域中的自由，更多被理解为一种消极自由，negative liberty，即“免受他人干涉的自由”。斯坦福哲学百科全书中对此的阐释是：“最常用的消极自由概念是假定在典型的自由民主法制社会中的自由，如行动的自由，宗教自由，言论自由（不被干涉），和没有家长式的管制及国家对道德问题的干预。”
虽然学界普遍是认为霍布斯最早提出了消极自由的构想，康德也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做了区分，但现代对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做了较为明确的区分的，是伊塞尔柏林。伊塞尔柏林认为，不做奴隶是消极自由的最终目的，而积极的自由则是指：“……我希望我的生活与决定取决于我自己，而不是那种外在的强制力……我希望成为一个主体而不是客体，希望被理性的有意识的目的推动，而不是被外在的影响我的原因所推动”。
而密尔认为，自由就是一种你和他人之间不可逾越的那条边界，严复由此将《论自由》翻译为《群己权界论》。
我觉得本群的千⛵️教授应该对现代政治哲学中的自由有比较深入的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