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te Frevert 覺得有必要告訴讀者，她的書並不關注轉型的宏觀結構過程。儘管如此，重要的結構性發展被明示或暗示影響了羞辱，其中兩個是國家的發展和法律制度的演變。在近代早期，歐洲國家發現自己管理著更多的人口。社會規範的執行越來越受到國家及其司法機構的控制。Frevert 特別指出，國家試圖確保 “對合法使用身體武力的壟斷”（ p 211 ） 。
這些過程對羞辱行為產生了多種影響。其中之一顯然是國家為消除非國家羞辱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國家羞辱的有效性的爭論加劇。她對羞辱從 18 世紀到今天如何變化的描述大部分涉及國家法令和司法判決，以及圍繞它們的辯論。國家是現代羞辱重塑的主要推動者。
儘管如此，在 Frevert 看來，文化變革更為根本，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兩種互補但不相同的情感的發展：人性和對人類尊嚴的尊重。更多的是前者激發了對殘酷懲罰的反對，而更多的是後者導致了對羞辱本身的反對。她將對惡毒的公開懲罰的不滿歸因於這兩種思維方式。更多的人性和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也是羞辱兒童減少的原因，儘管這是後來發生的。
Ute Frevert 哀嘆道，雖然更加強調人類尊嚴可能有助於抑制羞辱，但這種 “新道德經濟 new moral economy” 進一步加劇了現代人對羞辱的敏感度。 與謙卑和順從命運在個人和集體心態中根深蒂固的社會相比，各個社會經濟層面的人們都對個人價值投入更多，對侵犯其尊嚴的容忍度更低。 ( p 220 )
改變羞辱做法的一個密切相關的發展是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的演變。 這裏不是討論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發生的所有結構性變化的地方，這些變化導致社會更加個性化和更少的集體主義，但可以強調幾個眾所周知的轉變：人口增長和人口密度增加、社會分化以及傳統社會融合製度的崩潰。
為了理解個人主義的影響，有必要區分這個概念的兩個相互關聯的要素：作為一種價值觀的個人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社會現實的建構。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是指相信個人自主、自力更生和責任，以及個人需求優先於集體需求的信念。 作為一種價值觀，與個人主義不同的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的個人主義或原子主義建構：認為社會是個人的集合，個人是獨特的，並且他們有內在的自我。它可以與人們認為自己和他人與他們所屬或被分配的集體密不可分的心態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自我被稱為 “我們自我”，而不是個體化社會中的 “我自我”。
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區分集體主義社會和個體化社會，但從經驗來看，很少有社會完全符合其中一種或另一種。 社會之間的差異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和一種社會建構出現在近代早期和現代時期的歐洲思想中，而 “自我” 的出現比作為一種價值觀的個人主義要早一些。（事實上，從理論上講，社會現實的某種程度的原子主義建構是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的先決條件。）
這種不斷發展的個人主義是否擴大了近代早期和現代歐洲的羞辱程度，值得懷疑。事實上，Frevert 會說，這是 18 世紀和 19 世紀出現的反對羞辱的一個因素。然而，它確實對羞辱的性質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Frevert 指出，個人主義規範將人類弱點、錯誤等的責任轉移到了個人身上，使失敗變得更加可恥。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今西方，那些身體上有困難，甚至有某些精神上有困難的人，很少會因為任何限製而受到指責，但除此之外 ，失敗和困難都歸因於個人的缺點。( p 74 )
然而，"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 的更大貢獻在於更加個性化社會中羞辱的本質。在本書中可以發現或辨別出關於集體主義社會組織的衰落，和社會現實的集體主義建構對羞恥感的影響的六種概括。
首先，現代的自我意識導致人們把自我作為關注的中心，並促使他們試圖評估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從而使他們更加意識到對自己的負面態度。Frevert 將此視為現代世界對羞辱更加敏感的另一個原因。其次，羞辱者更多地是單獨行動或與少數人一起行動，而很少代表群體行事 —— 執行群體利益、價值觀、規範等。第三，那些面臨羞辱的人的個人特徵會對羞辱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產生影響；她表明，從 19 世紀開始，國家懲罰就確實如此。第四，雖然被羞辱的人常常被有效地排除在他或她的同伴之外（或者將自己排除在外），這可能是羞辱者意圖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只是造成痛苦和傷害：认削弱受害者的力量。因此，今天的羞辱不再是一個旨在實現明確目標的單一事件，而是一個可以持續數年的連續過程。第五，在集體主義社會中，羣體成員身份決定了一個人的聲望和自我形象，但在個人化社會中，情況則不然。結果，社會羣體的歸屬感不再是自我價值的主要來源；人們會因為自己所屬羣體中其他人的行為而較少或不太嚴重地成為羞恥的目標，也不太可能因自己羣體中其他人的行為而感到羞恥。第六，在個人化程度更高的社會中，將某人從其所屬的所有社會羣體中驅逐出去比在集體主義社會中更加困難； 一個人更有可能在其他社會羣體中找到替代支持。
再說一遍，集體主義社會和個人主義社會並不相互排斥。Frevert 對 19 世紀和 20 世紀歐洲至今持續存在的集體主義羞辱的各種方式進行了很好的討論。直到最近，軍隊中教師和軍官的羞辱行為才因反對而有所減少。學校和軍隊中同儕羣體之間的羞辱並沒有顯著減少，在某些地方並非全部減少。 她還討論了蘇維埃俄羅斯、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集體主義羞辱。
應該指出的是，這些案件中的集體與早期羞辱形式中的集體不同。納粹羞辱通常是由該黨當地分支的成員或支持者進行的，但這些羞辱者被他們自己和其他人視為代表更大的集體 —— 第三帝國、德國人民和所謂的 “納粹”、 “雅利安人種”。 當然，出於同樣的原因，德國人民隨後也因納粹時期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暴行而蒙羞。近年來，許多政府被迫代表全體人民為早些時候發生的事件道歉。現代時期，國家及其公民對國家榮譽的關注與日俱增。因此，集體在羞辱行為中的作用並沒有消失。集體剛剛變得更大。
這些更大的集體可能會阻礙傳統羞辱做法的實施，但它們為新的做法開闢了空間，尤其是報紙和互聯網羞辱，這兩者都可以用來羞辱大型集體，例如前科犯、戀童癖者、種族化和殖民化人口、移民和難民、“工賊 scab”* 勞工和未受過教育的人。
與此同時，互聯網是個性化羞辱的典型模式。互聯網羞辱者通常單獨行動或與數名同謀共同行動，並且通常不是出於維護羣體規範和價值觀的願望。儘管將目標與其社會羣體隔離是所尋求的一部分，但網絡羞辱者的主要興趣是他們自己的個人優勢以及對目標造成痛苦和削弱的樂趣。互聯網羞辱者不需要他人的幫助來進行羞辱，因此他們的行為受到的社會控制較少。然而，出於同樣的原因，網絡羞辱者幾乎無法控制觀眾，而受害者可能會從觀眾那裏得到支持；網絡羞辱者本身也同樣容易受到羞辱。
Ute Frevert 表明，人類無法在沒有羞恥的情況下生活在一起，無論這種原始情感被多麼濫用或拒絕，以支持一種更正派的選擇 —— 例如理性。但是人們可能會說關於虛偽的羞恥：這是惡習對美德的恭維。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我們可以避免的情緒 ：“你不為自己感到羞恥嗎？”不是受歡迎的話。 但考慮到我們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一個高層無恥已成為常態的國家，我們應該歡迎感到羞恥的能力。 沒有它，傲慢就會勝利。
"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 A Modern History" 的一個主要優點是它的一般論點得到了具體行動者、事件以及歷史背景下的社會/政治條件或偶然事件的支持。在過去 250 年的輝煌歷程中，Ute Frevert 審視了公開羞辱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展示了羞辱 --- 以及由此產生的羞恥感 --- 是如何被用作脅迫和控制的手段，從政治和國際外交到兒童教育和司法。我們了解到法國婦女因涉嫌在法國被占領期間與德國士兵發生關係而被強制剃光頭髮的故事，以及美國的違法者被迫在繁忙的街道上舉著標語牌的故事 。 把這個故事放到現在，我們看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嘲弄是如何讓公開羞辱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Ute Frevert 使用大量歷史和當代例子，展示了過去 250 年來羞辱是如何被用作一種工具的（以及今天仍然如此），這個故事揭示了不同時代和地點之間的顯著相似之處。 我們看到羞辱的藝術絕不是過去的事情，而是在 21 世紀被重新發明，在這個世界上，這種羞辱不是由政治權力從上面造成的，而是由我們的社會同齡人造成的。
* 工賊，指在罷工活動中不參與罷工，而是進行工作的勞工。大致上有兩種，第一種工賊是通常是在工會開始組織罷工活動時，或是在罷工進行中時，才由公司僱用進來。第二種是原先的聘員，但不參與罷工，照常工作，也會被稱為工賊。在工人運動中，某些成員為私利，被對立的雇主以金錢或其他利益收買，或受到雇主脅迫，出賣工人階級利益。
這些過程對羞辱行為產生了多種影響。其中之一顯然是國家為消除非國家羞辱付出了更大的努力。另一個問題是關於國家羞辱的有效性的爭論加劇。她對羞辱從 18 世紀到今天如何變化的描述大部分涉及國家法令和司法判決，以及圍繞它們的辯論。國家是現代羞辱重塑的主要推動者。
儘管如此，在 Frevert 看來，文化變革更為根本，其中影響最深遠的是兩種互補但不相同的情感的發展：人性和對人類尊嚴的尊重。更多的是前者激發了對殘酷懲罰的反對，而更多的是後者導致了對羞辱本身的反對。她將對惡毒的公開懲罰的不滿歸因於這兩種思維方式。更多的人性和對人的尊嚴的尊重也是羞辱兒童減少的原因，儘管這是後來發生的。
Ute Frevert 哀嘆道，雖然更加強調人類尊嚴可能有助於抑制羞辱，但這種 “新道德經濟 new moral economy” 進一步加劇了現代人對羞辱的敏感度。 與謙卑和順從命運在個人和集體心態中根深蒂固的社會相比，各個社會經濟層面的人們都對個人價值投入更多，對侵犯其尊嚴的容忍度更低。 ( p 220 )
改變羞辱做法的一個密切相關的發展是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社會個人主義的演變。 這裏不是討論過去幾個世紀西方發生的所有結構性變化的地方，這些變化導致社會更加個性化和更少的集體主義，但可以強調幾個眾所周知的轉變：人口增長和人口密度增加、社會分化以及傳統社會融合製度的崩潰。
為了理解個人主義的影響，有必要區分這個概念的兩個相互關聯的要素：作為一種價值觀的個人主義；和個人主義作為社會現實的建構。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是指相信個人自主、自力更生和責任，以及個人需求優先於集體需求的信念。 作為一種價值觀，與個人主義不同的是我們可以稱之為社會的個人主義或原子主義建構：認為社會是個人的集合，個人是獨特的，並且他們有內在的自我。它可以與人們認為自己和他人與他們所屬或被分配的集體密不可分的心態形成鮮明對比。他們的自我被稱為 “我們自我”，而不是個體化社會中的 “我自我”。
雖然在概念上可以區分集體主義社會和個體化社會，但從經驗來看，很少有社會完全符合其中一種或另一種。 社會之間的差異是相對的而不是絕對的。然而，人們普遍認為，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觀和一種社會建構出現在近代早期和現代時期的歐洲思想中，而 “自我” 的出現比作為一種價值觀的個人主義要早一些。（事實上，從理論上講，社會現實的某種程度的原子主義建構是個人主義作為一種價值的先決條件。）
這種不斷發展的個人主義是否擴大了近代早期和現代歐洲的羞辱程度，值得懷疑。事實上，Frevert 會說，這是 18 世紀和 19 世紀出現的反對羞辱的一個因素。然而，它確實對羞辱的性質產生了相當大的影響。Frevert 指出，個人主義規範將人類弱點、錯誤等的責任轉移到了個人身上，使失敗變得更加可恥。可以肯定的是，在當今西方，那些身體上有困難，甚至有某些精神上有困難的人，很少會因為任何限製而受到指責，但除此之外 ，失敗和困難都歸因於個人的缺點。( p 74 )
然而，"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 的更大貢獻在於更加個性化社會中羞辱的本質。在本書中可以發現或辨別出關於集體主義社會組織的衰落，和社會現實的集體主義建構對羞恥感的影響的六種概括。
首先，現代的自我意識導致人們把自我作為關注的中心，並促使他們試圖評估別人如何看待自己，從而使他們更加意識到對自己的負面態度。Frevert 將此視為現代世界對羞辱更加敏感的另一個原因。其次，羞辱者更多地是單獨行動或與少數人一起行動，而很少代表群體行事 —— 執行群體利益、價值觀、規範等。第三，那些面臨羞辱的人的個人特徵會對羞辱的性質和嚴重程度產生影響；她表明，從 19 世紀開始，國家懲罰就確實如此。第四，雖然被羞辱的人常常被有效地排除在他或她的同伴之外（或者將自己排除在外），這可能是羞辱者意圖的一部分，但這並不是主要目的，主要目的只是造成痛苦和傷害：认削弱受害者的力量。因此，今天的羞辱不再是一個旨在實現明確目標的單一事件，而是一個可以持續數年的連續過程。第五，在集體主義社會中，羣體成員身份決定了一個人的聲望和自我形象，但在個人化社會中，情況則不然。結果，社會羣體的歸屬感不再是自我價值的主要來源；人們會因為自己所屬羣體中其他人的行為而較少或不太嚴重地成為羞恥的目標，也不太可能因自己羣體中其他人的行為而感到羞恥。第六，在個人化程度更高的社會中，將某人從其所屬的所有社會羣體中驅逐出去比在集體主義社會中更加困難； 一個人更有可能在其他社會羣體中找到替代支持。
再說一遍，集體主義社會和個人主義社會並不相互排斥。Frevert 對 19 世紀和 20 世紀歐洲至今持續存在的集體主義羞辱的各種方式進行了很好的討論。直到最近，軍隊中教師和軍官的羞辱行為才因反對而有所減少。學校和軍隊中同儕羣體之間的羞辱並沒有顯著減少，在某些地方並非全部減少。 她還討論了蘇維埃俄羅斯、納粹統治下的德國以及文化大革命期間中國的集體主義羞辱。
應該指出的是，這些案件中的集體與早期羞辱形式中的集體不同。納粹羞辱通常是由該黨當地分支的成員或支持者進行的，但這些羞辱者被他們自己和其他人視為代表更大的集體 —— 第三帝國、德國人民和所謂的 “納粹”、 “雅利安人種”。 當然，出於同樣的原因，德國人民隨後也因納粹時期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暴行而蒙羞。近年來，許多政府被迫代表全體人民為早些時候發生的事件道歉。現代時期，國家及其公民對國家榮譽的關注與日俱增。因此，集體在羞辱行為中的作用並沒有消失。集體剛剛變得更大。
這些更大的集體可能會阻礙傳統羞辱做法的實施，但它們為新的做法開闢了空間，尤其是報紙和互聯網羞辱，這兩者都可以用來羞辱大型集體，例如前科犯、戀童癖者、種族化和殖民化人口、移民和難民、“工賊 scab”* 勞工和未受過教育的人。
與此同時，互聯網是個性化羞辱的典型模式。互聯網羞辱者通常單獨行動或與數名同謀共同行動，並且通常不是出於維護羣體規範和價值觀的願望。儘管將目標與其社會羣體隔離是所尋求的一部分，但網絡羞辱者的主要興趣是他們自己的個人優勢以及對目標造成痛苦和削弱的樂趣。互聯網羞辱者不需要他人的幫助來進行羞辱，因此他們的行為受到的社會控制較少。然而，出於同樣的原因，網絡羞辱者幾乎無法控制觀眾，而受害者可能會從觀眾那裏得到支持；網絡羞辱者本身也同樣容易受到羞辱。
Ute Frevert 表明，人類無法在沒有羞恥的情況下生活在一起，無論這種原始情感被多麼濫用或拒絕，以支持一種更正派的選擇 —— 例如理性。但是人們可能會說關於虛偽的羞恥：這是惡習對美德的恭維。對於我們大多數人來說，這是一種我們可以避免的情緒 ：“你不為自己感到羞恥嗎？”不是受歡迎的話。 但考慮到我們中的一些人生活在一個高層無恥已成為常態的國家，我們應該歡迎感到羞恥的能力。 沒有它，傲慢就會勝利。
"The Politics of Humiliation: A Modern History" 的一個主要優點是它的一般論點得到了具體行動者、事件以及歷史背景下的社會/政治條件或偶然事件的支持。在過去 250 年的輝煌歷程中，Ute Frevert 審視了公開羞辱在現代社會中所扮演的角色，展示了羞辱 --- 以及由此產生的羞恥感 --- 是如何被用作脅迫和控制的手段，從政治和國際外交到兒童教育和司法。我們了解到法國婦女因涉嫌在法國被占領期間與德國士兵發生關係而被強制剃光頭髮的故事，以及美國的違法者被迫在繁忙的街道上舉著標語牌的故事 。 把這個故事放到現在，我們看到互聯網和社交媒體的嘲弄是如何讓公開羞辱成為一種普遍存在的現象。Ute Frevert 使用大量歷史和當代例子，展示了過去 250 年來羞辱是如何被用作一種工具的（以及今天仍然如此），這個故事揭示了不同時代和地點之間的顯著相似之處。 我們看到羞辱的藝術絕不是過去的事情，而是在 21 世紀被重新發明，在這個世界上，這種羞辱不是由政治權力從上面造成的，而是由我們的社會同齡人造成的。
* 工賊，指在罷工活動中不參與罷工，而是進行工作的勞工。大致上有兩種，第一種工賊是通常是在工會開始組織罷工活動時，或是在罷工進行中時，才由公司僱用進來。第二種是原先的聘員，但不參與罷工，照常工作，也會被稱為工賊。在工人運動中，某些成員為私利，被對立的雇主以金錢或其他利益收買，或受到雇主脅迫，出賣工人階級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