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是在这个大的背景下，官僚体制从规模到权力几无节制地扩张膨胀起来了。新的国家权力囿于卡理斯玛权威的合法性基础，面临着巨大的政绩压力，更多地依赖官僚体制的组织动员能力来推动经济发展，以此获得合法性。多年来各地方政府一味追求GDP增长速度的行为表现，实为最高层自上而下的政绩压力所致。特别应指出的是，在后毛泽东时代的经济发展大潮中，官僚体制扮演了经济发展实体和垄断强制权力的双重角色，与历史上的官僚体制有了深刻变化。在中华帝国历史上，官僚体制“代理”皇权汲取资源、治理社会，但除了在极个别领域（如盐铁官营）外，其本身没有直接成为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毛泽东时代，各级政府主持经济活动，但其主要功能是在中央计划经济布局下的执行落实，其发展空间需要向上争取资源而得之，因此受制于自上而下的资源再分配机制。但是，后毛泽东时代的官僚体制，特别是地方政府，在经济活动中扮演了实质上的经济主体的角色，以强大的官僚垄断权力来“经营”各自属地或领域的经济发展。这一政府角色演变为中国经济发展的新动力，是中国近三十年来经济起飞的重要驱动力（张五常2008）。与此同时，在政治危机感的压力下，国家权力不得不更加依赖于官僚体制来强化意识形态和社会群体的管控，权力和资源向官僚体制集中的趋势不断强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