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的创立者沿用了秦的政治基础架构，但同时接受了为周朝神学推崇但弃用已久的德治原则。汉兴起了崇拜许多新神——如后土（与黄帝这位天帝相对的地母）和太乙——的官祀，并同时继续在秦的祭祀重镇雍尊崇五帝。但到公元前1世纪，重新觉醒的对“天”的信仰以及儒家传统大力倡导的周朝政治理想，已经逐渐取代了这些信仰。在信奉儒家经典的大臣的警惕注视下，朝廷于公元前31年实施了宗教方面的改革，将后土、太乙及五帝的圣祠移至偏远之地，从官方祀典中剔除了将近五百间祠堂，以重新引导人们的信仰，使之集中在对天与地的崇敬上。但是与周朝古老的天命信仰相反，汉朝的“天”被渲染成了缺乏个性的抽象化道德概念：虽然“天”仍然要求凡人的忠顺，但与周朝那具有父系权威的严厉上天不同，它不再介入俗界事务。
然而就像汉朝的帝王一样，“天”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高不可攀，它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执行正义，对所有渴求仁慈的呼声都不加理睬。对于民众来说，旱涝灾害也就是“天象异动”不仅是礼制或政治错误的征兆，还代表冷漠无情的上天给予的严厉惩罚。汉朝之人在面对神明之时的惊惶之感，又因一种新生的恐惧，即对亡魂可能遭受的折磨的恐惧，而进一步加强。
然而就像汉朝的帝王一样，“天”对于平民百姓来说高不可攀，它严格按照法律条文执行正义，对所有渴求仁慈的呼声都不加理睬。对于民众来说，旱涝灾害也就是“天象异动”不仅是礼制或政治错误的征兆，还代表冷漠无情的上天给予的严厉惩罚。汉朝之人在面对神明之时的惊惶之感，又因一种新生的恐惧，即对亡魂可能遭受的折磨的恐惧，而进一步加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