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在君主官僚制支配形式中，皇权与官僚权力在合法性基础上既交融又紧张。一方面，如上所述，皇权与官僚权力在等级地位上有着明确的主从关系，但另一方面，如列文森（2000［1958］）所言：“从一开始，传统的中国官僚制度和君主制度就存在一种既相互依存又彼此排斥的关系”（第156页）。“直到传统时代的结束，代表中央权力的君主，都一直在从事着反对官僚扩张其私人利益的斗争；而同时，抵制君主这些压力的儒家官僚则把这些压力说成是君主使天下为私产，并因此而丧失了对公共福利事业的道德关心的行为”（列文森2000［1958］：213）。汪晖（2003）指出，中国历史上的“天理”（至少在宋儒那里），就蕴含着“分权要求”（第65页）。这一关系渊源于中国儒教的政治文化中：儒教试图以道德治国，将天子作为道德的化身，同时又用道德礼教来约束天子和臣民。在这一政治文化中，一方面，君受天命的卡理斯玛权威和传统权威的混合型基础使得皇位具有至尊地位；官僚权力的合法性基础来自君主授权和相应的制度安排，如录用人才的科举制度，拔擢的考核制度等等。另一方面，君主需要依赖官僚权力实施统治，汲取资源，昭示德政，正是各地流动的官员体现了皇权所在。体现传统权威的圣人经典成为制约君主行为的束缚；身兼儒教文人的官僚扮演着两种身份，既在权势上依附君权又在道德上约束君权。例如，“言官”或其他官员可以引用“祖宗之法”，借用“天道”显现的灾难来规谏皇帝，从道德规范上约束皇帝的行为，如此事例史上屡见不鲜。可以说汗牛充栋的史书所展示的正是如此精心编撰修订而成的皇权与官僚权力相辅相成又紧张对峙的历史。因此，两者间的交融和紧张渗透于其合法性基础之中，以或微妙或激烈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列文森所言，正是在君主与官僚互相依赖又互为钳制的矛盾中，君主专制体制产生了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