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第三个版块是组织逻辑，这与前两个版块关系紧密。组织逻辑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一个问题：政治组织实际是如何架构的？尽管体系逻辑阐述了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定义决策逻辑进而解释了两者如何共同工作，但是组织逻辑采用的是行为体内部视角。一方面，组织逻辑包括了组织正式的等级结构、职位及其责任，成员守则和管理的流程规则。另一方面，组织逻辑还涵盖了决策的非正式机制、规划定位及资源和办事处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定义了组织的行动范围。它们决定了为完成权力博弈中某项具体操作而需要采用何种内部程序，也决定了可以调动哪些战略力量。因此，了解组织逻辑有利于了解指导行为体走子的规则，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选择。
组织逻辑的正式一面在组织的基本制度中都有体现。这包括国会章程以及政治党派的党章、联合会和工会的章程。外行人可能有所不知，但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将召开多少会议，如何决策，如何做会议记录，以及成员的当选或革职。深入了解正式的组织逻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例如苏联邦政府内的决策等级，从部长到国务卿，再到团体的领导，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组织逻辑的非正式一面是更难掌握的，因为它们没有明说，而是透过组织内的非正式讨论、共同价值或暗示来反映。只有通过长期担任第一把手或是不断地互动才能够明白。
政治逻辑的最后一个板块是传播逻辑。内容和位置的传递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传播在政治权力领域是如何进行的？领会并深度理解传播的逻辑既意味着明白传播渠道的范围，也包括掌握这些渠道所遵循的机制及其所呈现的机会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权力博弈的中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权力的运用总是与解释事前责任或为事后负责相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央制还是联邦制，所有民主体制区别于专制体制之处在于其规则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实施的。在这个空间中，公民被认为是成熟的传播伙伴，是理由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沟通伴随而来的义务不仅仅涉及政府、党派和立法和行政机构代表，还有私营部门的全球行为体、教堂代表和环境组织主要活跃分子等政治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那些无法或拒绝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沟通的人将会受到质疑，质疑他们的利益无法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重点不是权力行为体是否能够有效沟通来实现利益，而是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何种表达。这与赋权的第二项关键议题——政治用语——有很多重叠，我们将在下文对细节进行更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探讨传播逻辑的基本结构、渠道和范式转换。
作为数字化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政治传播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过程。因此，这是当今政治逻辑领域受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1世纪民主的政治传播面临着两大分歧：模拟还是数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还等价于模拟传播：任何希望传递信息的人都通过分发传单、印制卡片、广播、在报刊发表文章、接受电视采访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传递的信息包括选举章程、有关产业政策的贸易联盟需求、罢工呼吁和为难民上诉等。政治传播在媒体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由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组成的小圈子，与信息接收人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在推特、脸书、红迪、微信和Instagram等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信息平台网络24/7运转的年代，在充斥着即时信息和邮件往来的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上段所提及的传播方式是过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和传统电视等完全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再排在第一。至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模拟政治通信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新传播领域是流动的，以不断的技术革新为特征。可靠的预测因逐步加快的创新周期而变得极度困难。在讨论传播文化中数字化范式转换时，彼得·柯博（Peter Köppl）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和政治，媒体和传播，都是持续变化的。为此，他引用了飙升的社交媒体服务使用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以及无所不在的在线网络。得益于社交和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当今的每一家普通公司都基本上是媒体公司。权力和沟通霸权因此正逐渐被腐蚀。
数字化政治传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传播者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技术和逻辑门槛的降低，使得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利益团体（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到话语数字化进程中来，他们不仅可能接触到上百万的观众，还可以仅仅通过设立推特账户、脸书主页或者点击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或者纽约时报网站（NewYorkTimes.Com）内的评论专栏来影响有势力的决策者。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是这项发展的急先锋，在那里，国家元首率先通过推特等方式参与日常的口头政治辩论，这在如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政治传播的频率极大地加快。在大多数民众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上网的时代，发帖或评论只需不到一秒即可完成，政治权力行为体们只好逐步加快他们发布信息、给予评论和回应的速度，因为他们讨厌被迫进行防守，更坏的情况是陷入无意义的沟通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播内容体积的急速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质量的提高。周期频率的提高和渠道前所未有的增多，这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导致传播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新闻。随之而来的是观点越来越容易产生变化。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等在内的许多政治社交媒体潮流经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也很快就在打击下消失不见，缺乏持续的影响力。话题标签不能保证持续成功。但是，最近的一些趋势似乎将更为持久和有效，“MeToo”（我也是）是其中的代表。这实际应该追溯至美国黑人社会活跃分子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的抵制针对妇女的性虐待运动。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于2017年10月震撼好莱坞之后，#MeToo#这个话题标签由意大利裔美国人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并在全世界以不同层次和深度传播开来。
至此，政治传播逻辑在21世纪民主中的最大挑战可以被总结出来了。虽然重要的是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而不是被成群弹出的新闻抹杀，但是有效地在所有评论和信息中过滤出有关自身利益的部分也是必需的。这里，政治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不要受空洞内容或捏造事实的蛊惑。数字化时代就像在传统模拟通信时代一样，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这将回到我们关于政治用语和细节的讨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讨论传递的战略潜力那样，在争执中，能够形成说服力的是论据和清晰的语言。任何持续依赖谎话和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不再被政治话语空间所信任。这些见解也必须反映在权力博弈行为体的政治用语当中。
第三个版块是组织逻辑，这与前两个版块关系紧密。组织逻辑的核心可以被概括为一个问题：政治组织实际是如何架构的？尽管体系逻辑阐述了机制之间的关系，也通过定义决策逻辑进而解释了两者如何共同工作，但是组织逻辑采用的是行为体内部视角。一方面，组织逻辑包括了组织正式的等级结构、职位及其责任，成员守则和管理的流程规则。另一方面，组织逻辑还涵盖了决策的非正式机制、规划定位及资源和办事处的分布。这两个方面定义了组织的行动范围。它们决定了为完成权力博弈中某项具体操作而需要采用何种内部程序，也决定了可以调动哪些战略力量。因此，了解组织逻辑有利于了解指导行为体走子的规则，也就是了解他们的战略和战术选择。
组织逻辑的正式一面在组织的基本制度中都有体现。这包括国会章程以及政治党派的党章、联合会和工会的章程。外行人可能有所不知，但是这些制度决定了将召开多少会议，如何决策，如何做会议记录，以及成员的当选或革职。深入了解正式的组织逻辑是一项富有挑战性的任务，需要详细了解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例如苏联邦政府内的决策等级，从部长到国务卿，再到团体的领导，甚至更多。相比之下，组织逻辑的非正式一面是更难掌握的，因为它们没有明说，而是透过组织内的非正式讨论、共同价值或暗示来反映。只有通过长期担任第一把手或是不断地互动才能够明白。
政治逻辑的最后一个板块是传播逻辑。内容和位置的传递问题是一个突出的问题：传播在政治权力领域是如何进行的？领会并深度理解传播的逻辑既意味着明白传播渠道的范围，也包括掌握这些渠道所遵循的机制及其所呈现的机会和风险点分别是什么。这是权力博弈的中心，因为在代议制民主中，权力的运用总是与解释事前责任或为事后负责相关。无论是总统制还是议会制，中央制还是联邦制，所有民主体制区别于专制体制之处在于其规则是在公共话语空间中实施的。在这个空间中，公民被认为是成熟的传播伙伴，是理由的接收者和提供者。沟通伴随而来的义务不仅仅涉及政府、党派和立法和行政机构代表，还有私营部门的全球行为体、教堂代表和环境组织主要活跃分子等政治领域内的所有行为体。那些无法或拒绝就他们的行为进行沟通的人将会受到质疑，质疑他们的利益无法接受群众的监督、与公共利益相悖。因此，重点不是权力行为体是否能够有效沟通来实现利益，而是他们应该在何时进行何种表达。这与赋权的第二项关键议题——政治用语——有很多重叠，我们将在下文对细节进行更多讨论。在这里，我们只探讨传播逻辑的基本结构、渠道和范式转换。
作为数字化革命不断发展的产物，政治传播已经经历了深远的变革过程。因此，这是当今政治逻辑领域受到讨论最多的话题之一。 21世纪民主的政治传播面临着两大分歧：模拟还是数字。直到20世纪90年代，政治传播还等价于模拟传播：任何希望传递信息的人都通过分发传单、印制卡片、广播、在报刊发表文章、接受电视采访或者举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传递的信息包括选举章程、有关产业政策的贸易联盟需求、罢工呼吁和为难民上诉等。政治传播在媒体领域的特定范围内进行，这是一个由少数经过专业训练的新闻人组成的小圈子，与信息接收人之间的互动相对较少。
在推特、脸书、红迪、微信和Instagram等层出不穷的社交媒体时代，在全球信息平台网络24/7运转的年代，在充斥着即时信息和邮件往来的信息通信技术时代，上段所提及的传播方式是过时的。但是这不意味着报纸、杂志、广播和传统电视等完全不重要，只是它们的重要性不再排在第一。至今，唯一可以肯定的是，模拟政治通信文化的时代一去不复返。然而，新传播领域是流动的，以不断的技术革新为特征。可靠的预测因逐步加快的创新周期而变得极度困难。在讨论传播文化中数字化范式转换时，彼得·柯博（Peter Köppl）一针见血地指出，社会和政治，媒体和传播，都是持续变化的。为此，他引用了飙升的社交媒体服务使用率、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在大众中间的普及以及无所不在的在线网络。得益于社交和数字化媒体的广泛使用，当今的每一家普通公司都基本上是媒体公司。权力和沟通霸权因此正逐渐被腐蚀。
数字化政治传播带来的影响可以被总结为三点。第一，传播者的数量呈指数型增长。技术和逻辑门槛的降低，使得每一位公民和每一个利益团体（无论大小）都能参与到话语数字化进程中来，他们不仅可能接触到上百万的观众，还可以仅仅通过设立推特账户、脸书主页或者点击明镜在线（Spiegel Online）或者纽约时报网站（NewYorkTimes.Com）内的评论专栏来影响有势力的决策者。诸如阿根廷、厄瓜多尔等拉丁美洲国家的民主体制是这项发展的急先锋，在那里，国家元首率先通过推特等方式参与日常的口头政治辩论，这在如今已经成为普遍现象。 第二，政治传播的频率极大地加快。在大多数民众通过智能手机就能够随时上网的时代，发帖或评论只需不到一秒即可完成，政治权力行为体们只好逐步加快他们发布信息、给予评论和回应的速度，因为他们讨厌被迫进行防守，更坏的情况是陷入无意义的沟通之中。与此紧密相关的是第三点，即传播内容体积的急速增长。但是，数量的增长并不代表着质量的提高。周期频率的提高和渠道前所未有的增多，这二者的结合一方面导致传播越来越缺乏实质内容，另一方面也造成了虚假新闻。随之而来的是观点越来越容易产生变化。包括2011年#占领华尔街#（#OccupyWallStreet#）等在内的许多政治社交媒体潮流经常在非常短的时间内收到全国和全世界的关注和赞赏，但也很快就在打击下消失不见，缺乏持续的影响力。话题标签不能保证持续成功。但是，最近的一些趋势似乎将更为持久和有效，“MeToo”（我也是）是其中的代表。这实际应该追溯至美国黑人社会活跃分子塔拉纳·伯克（Tarana Burke）在2006年发起的抵制针对妇女的性虐待运动。在哈维·温斯坦（Harvey Weinstein）性侵事件于2017年10月震撼好莱坞之后，#MeToo#这个话题标签由意大利裔美国人艾丽莎·米兰诺（Alyssa Milano）发起，并在全世界以不同层次和深度传播开来。
至此，政治传播逻辑在21世纪民主中的最大挑战可以被总结出来了。虽然重要的是将信息传递给目标人群而不是被成群弹出的新闻抹杀，但是有效地在所有评论和信息中过滤出有关自身利益的部分也是必需的。这里，政治权力博弈的基本规则是不要受空洞内容或捏造事实的蛊惑。数字化时代就像在传统模拟通信时代一样，谎言总是站不住脚的，这将回到我们关于政治用语和细节的讨论上。正如我们在第二章第五节第二部分讨论传递的战略潜力那样，在争执中，能够形成说服力的是论据和清晰的语言。任何持续依赖谎话和废话的人迟早会被揭穿，不再被政治话语空间所信任。这些见解也必须反映在权力博弈行为体的政治用语当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