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极其逻辑
布迪厄认为，随着不断进步，社会逐渐按照分工组织起来，不同领域有自己的功能，彼此间有组织地相连。布迪厄将这些领域称为“权力场域”（fields of power）和“力量场域”（force fields），在这些领域中，不仅有之前提到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还有文化、科学、军队和体育。 [44]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权力领域描述为一个微观世界，是大社会环境中一个小型的、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尽管这些微观世界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组成特征：参与者具体的阶级惯习（habitus）、他们的实践（practices）和等级制度，以及行为体彼此竞争的特定权力资源类型。
论其本质，惯习不过是一套社会习得的规则，囊括行为、思想、观点和评价机制，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待我们的世界和其他人类同伴。相应地，它是一种社会反射：只要拥有惯习H的P某处于S型状况下，他/她就非常有可能做出行为B。
对布迪厄而言，不同人的惯习与他们的阶级和他们在权力领域中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习构成了群体特征。在文化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培养的惯习之一是艺术和音乐爱好。这与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惯习相对应，这些无产阶级不仅以拒绝高档文化精品为特征，还形成了表达自己审美偏好和身份象征的反主流文化。各种惯习类型所涉及的范围是巨大的。因此，从社会学习到的不仅包括审美品位，还包括我们决定吃什么，是有机食品还是廉价的肉类，我们穿什么，是巴伯衫还是短夹克，我们如何移动，是闲逛还是大步走，我们具有何种价值取向，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等等。布迪厄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简单的。 惯习自动养成的行为、观点、思想和评价过程让我们不必持续地衡量每一种情境中的所有选择。因此，它确保了我们所处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得到降低，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权力领域的惯习不仅仅以这种方式将复杂性降低，它们也带来了特定领域的实践（practice）和等级制度。大体而言，“实践”一词指的是经过协调的一系列行为，由多人共同完成，没有固定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单一事件，具有其连续性。客观社会世界及其权力领域仅仅存在于实践之中，也仅仅通过实践而存在；它们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动组成，不停地被再次运用和调整。经典的例子包括生产和财政周期、民主选举和宗教仪式以及行政和司法程序。布迪厄坚持认为，如果行为体没有习惯性地倾向于这么做，那么这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为就无法持久地延续，更不用说协调一致了。换言之，只有在无意识行为模式中融入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才能不断地对某一领域的实践特点实现再生产。反过来说，对具体阶级和具体权力领域的实践进行再生产也是将惯习进行世代传递的前提条件。毕竟，惯习不是抽象习得和演练的，而是在社会世界现有结构中随着成长而获得的。因此，是先有惯习还是先有实践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这两个权力领域的元素相互依赖，都是原始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所有实践都涉及具体的等级秩序地位，这些地位都由参与的行为体取得，并且都与不同的权力层次相关联。在一些领域中，如军事、经济和宗教，这些地位等级制度往往是高度正规的。首先，他们可以一一对应以区分，如指挥官/命令接收人，雇主/雇员，牧师/一般信徒，老师/学生，其次，他们可以按照管辖权和能力的复杂性进行排序，例如，组织结构、军队指挥结构和教区等级制度等。即使是文化等不太正规的领域也以伴随而来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不公为特征。布迪厄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实践，尽管存在争议，但是他认为艺术家和主顾之间是隐藏的剥削关系。
实践中的等级地位分别组成了相应的权力领域，以特定领域中具体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为基础。 布迪厄通常将此称之为领域的“资本”（capital）而不是资源，它与经济上的资本概念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他认为造成主要阶级生活条件产生差别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总和不同，资本总和指的是所有可有效利用的资源和权力潜力的总和。 简单概括就是，供其支配的权力资源越多，行为体在其实践领域内的地位就越高。然而，至于什么组成了权力资源和行为体的权力是基于什么，这些问题在各个领域的答案都不一样。采用一个比喻帮助进行理解：权力领域好比纸牌游戏，不同的王牌用于不同的目标。对布迪厄而言，在政治领域，游戏的目标是控制国家，合法地在社会世界中实现愿景和执行分工。最重要的王牌，或者说权力资源包括威望、网络、自由时间和教育。另外，在科学研究领域，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是出版物、成功的第三方资金支持和引用率。同样，行为体在积累和使用这些资源上做得越好，他们的地位就越有影响力，越有可能在科学权力领域维护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模型中，宿命论的一面可能会引导出这样的猜想，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域内权力资源的分配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停的竞争之中。
每一个权力领域都努力使自己的权力资源类型成为社会世界的基本原则，将其他权力资源形式固定，使它们边缘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可以优雅地将我们所处时代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解释并归类为“王牌性的斗争”。因此，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之上，尤其是经济领域之上建立政治领域绝对主导地位的尝试。技术精英集中管控经济过程，在消费品和服务分配中废除市场机制以及生产手段国有化，这些都是为了消除经济领域自主性而做出的努力。
显然，对于具体领域中成功的权力战略来说，了解相应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决定他们行为的惯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了解有关的权力资源，用纸牌游戏的话来说，就是要知道王牌是哪个颜色。无须多言，任何将经济等领域的权力资源转移至艺术等其他领域的人很快就会遭遇翻船。每个权力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布迪厄称为“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的含义，因此，权力资源不能被轻易地相互转换和替代。
布迪厄认为，随着不断进步，社会逐渐按照分工组织起来，不同领域有自己的功能，彼此间有组织地相连。布迪厄将这些领域称为“权力场域”（fields of power）和“力量场域”（force fields），在这些领域中，不仅有之前提到的宗教、经济和政治，还有文化、科学、军队和体育。 [44] 在这样的背景下，他将权力领域描述为一个微观世界，是大社会环境中一个小型的、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尽管这些微观世界之间存在功能上的差异，但它们都具有三个共同的组成特征：参与者具体的阶级惯习（habitus）、他们的实践（practices）和等级制度，以及行为体彼此竞争的特定权力资源类型。
论其本质，惯习不过是一套社会习得的规则，囊括行为、思想、观点和评价机制，我们或多或少无意识地遵守这些规则，这些规则也决定了我们如何看待、对待我们的世界和其他人类同伴。相应地，它是一种社会反射：只要拥有惯习H的P某处于S型状况下，他/她就非常有可能做出行为B。
对布迪厄而言，不同人的惯习与他们的阶级和他们在权力领域中的社会地位是密不可分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惯习构成了群体特征。在文化领域，受过良好教育的中产阶级培养的惯习之一是艺术和音乐爱好。这与不稳定的无产阶级“受压迫”的惯习相对应，这些无产阶级不仅以拒绝高档文化精品为特征，还形成了表达自己审美偏好和身份象征的反主流文化。各种惯习类型所涉及的范围是巨大的。因此，从社会学习到的不仅包括审美品位，还包括我们决定吃什么，是有机食品还是廉价的肉类，我们穿什么，是巴伯衫还是短夹克，我们如何移动，是闲逛还是大步走，我们具有何种价值取向，是激进的还是保守的，等等。布迪厄认为这背后的原因是简单的。 惯习自动养成的行为、观点、思想和评价过程让我们不必持续地衡量每一种情境中的所有选择。因此，它确保了我们所处现实世界中的复杂性得到降低，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
权力领域的惯习不仅仅以这种方式将复杂性降低，它们也带来了特定领域的实践（practice）和等级制度。大体而言，“实践”一词指的是经过协调的一系列行为，由多人共同完成，没有固定开始和结束时间的单一事件，具有其连续性。客观社会世界及其权力领域仅仅存在于实践之中，也仅仅通过实践而存在；它们由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动组成，不停地被再次运用和调整。经典的例子包括生产和财政周期、民主选举和宗教仪式以及行政和司法程序。布迪厄坚持认为，如果行为体没有习惯性地倾向于这么做，那么这一系列相互依赖的行为就无法持久地延续，更不用说协调一致了。换言之，只有在无意识行为模式中融入社会环境的客观结构，才能不断地对某一领域的实践特点实现再生产。反过来说，对具体阶级和具体权力领域的实践进行再生产也是将惯习进行世代传递的前提条件。毕竟，惯习不是抽象习得和演练的，而是在社会世界现有结构中随着成长而获得的。因此，是先有惯习还是先有实践甚至不是一个问题。这两个权力领域的元素相互依赖，都是原始的。至关重要的一点在于，所有实践都涉及具体的等级秩序地位，这些地位都由参与的行为体取得，并且都与不同的权力层次相关联。在一些领域中，如军事、经济和宗教，这些地位等级制度往往是高度正规的。首先，他们可以一一对应以区分，如指挥官/命令接收人，雇主/雇员，牧师/一般信徒，老师/学生，其次，他们可以按照管辖权和能力的复杂性进行排序，例如，组织结构、军队指挥结构和教区等级制度等。即使是文化等不太正规的领域也以伴随而来的阶级地位和社会不公为特征。布迪厄较为详细地叙述了一个实践，尽管存在争议，但是他认为艺术家和主顾之间是隐藏的剥削关系。
实践中的等级地位分别组成了相应的权力领域，以特定领域中具体权力资源的不同配置为基础。 布迪厄通常将此称之为领域的“资本”（capital）而不是资源，它与经济上的资本概念没有明显的联系。在此，他认为造成主要阶级生活条件产生差别的原因在于资本的总和不同，资本总和指的是所有可有效利用的资源和权力潜力的总和。 简单概括就是，供其支配的权力资源越多，行为体在其实践领域内的地位就越高。然而，至于什么组成了权力资源和行为体的权力是基于什么，这些问题在各个领域的答案都不一样。采用一个比喻帮助进行理解：权力领域好比纸牌游戏，不同的王牌用于不同的目标。对布迪厄而言，在政治领域，游戏的目标是控制国家，合法地在社会世界中实现愿景和执行分工。最重要的王牌，或者说权力资源包括威望、网络、自由时间和教育。另外，在科学研究领域，决定性的权力资源是出版物、成功的第三方资金支持和引用率。同样，行为体在积累和使用这些资源上做得越好，他们的地位就越有影响力，越有可能在科学权力领域维护其利益。在这样的背景下，在布迪厄提出的实践模型中，宿命论的一面可能会引导出这样的猜想，但是他特别强调的是，领域内权力资源的分配绝不是静止的，而是处于不停的竞争之中。
每一个权力领域都努力使自己的权力资源类型成为社会世界的基本原则，将其他权力资源形式固定，使它们边缘化。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假设，那么我们就可以优雅地将我们所处时代中最重要的意识形态冲突解释并归类为“王牌性的斗争”。因此，苏联式的共产主义可以被理解为在所有其他领域之上，尤其是经济领域之上建立政治领域绝对主导地位的尝试。技术精英集中管控经济过程，在消费品和服务分配中废除市场机制以及生产手段国有化，这些都是为了消除经济领域自主性而做出的努力。
显然，对于具体领域中成功的权力战略来说，了解相应的行为体的地位和决定他们行为的惯习是不够的。最重要的是了解有关的权力资源，用纸牌游戏的话来说，就是要知道王牌是哪个颜色。无须多言，任何将经济等领域的权力资源转移至艺术等其他领域的人很快就会遭遇翻船。每个权力领域都有自己的逻辑，这就是布迪厄称为“相对自治的社会世界”的含义，因此，权力资源不能被轻易地相互转换和替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