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关于个人生活选择是否能推动社会变革的讨论 ===
26岁那年，我在写我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大品牌的国际化对工人和消费者的影响的书。
为了写书，我到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去了解那些我和我朋友们平时购买的那些衣物和电子产品背后的工人们。在那里，未成年的女工们邀请了我去她们的寝室。那是些十几个人一间寝室，寝室的地上是水泥地板，整个寝室脏兮兮的。但这些女孩子人真的很好，很乐观，也很爱笑。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时间都需要工作，在她们仅有的休息时间里，她们在寝室里和我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比如工厂不允许她们上班的时候离开生产线去上厕所，比如有些管理人员会殴打她们，比如她们买不起下饭的小鱼干，只能干吃饭。
这些女孩们心里很清楚，她们远远没有得到她们的工作应得的收入。她们知道自己制作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价格甚至超过了她们一个月的工资。我记得有一位17岁的女工和我说，“我们生产电脑，但我们自己却从来没有用过电脑。”
但我一直为一件事情而感到困惑。
我发现很多女工们穿着的山寨盗版衣服上常常有一些和国际大品牌相关的图案，比如迪士尼的角色，或者耐克的商标图案。这些大品牌往往正是剥削她们的源头，但她们还是会穿有相关图案的衣服，这不是一般是“支持”的象征吗？那些女工为什么会支持这些大品牌？我想不通。
我找到了当地一位工会的组织者，问了他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让他明白我的困惑所在。他很难理解我的所思所想，因为穿有什么图案的衣服就代表支持相关的企业这样的概念，是他完全没有的。他认为，如果要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做事情。比如一起罢工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比如建立工会。而不是在自己买衣服吃东西的时候整天想着“我要从中展现我的立场”。
这位工会组织者的回答真的让我反思了很多。因为这和我们加拿大人的观念太不相同了。我们加拿大人常常觉得生活中各种细节必须体现我们的立场和理念，比如我们中有些人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吃素，以及自己吃素背后的原因。比如我们中有些人会买东西的时候只买当地的，通过“无剥削”验证的产品。比如我们中有些人会坚决不买大品牌的产品。
几年后，我的那本书出版了。我开始去各地开讲座，讲应该如何保障末端工人不被剥削，应该如何保障工人建立工会的权利，应该如何改革国际贸易相关的制度。但很多时候，当我讲完这些的时候，我的听众们急着问我的问题都是：那我们该买哪个牌子的鞋子？哪些牌子是可以买的？你买哪些牌子的衣服？我平时生活应该做哪些改变，去帮助这些工人？
现在那本书出版已经15年了，我还是常常被问这样的问题。当我讲到国际贸易引发的环境问题的时候，大家急着问的我问题还是：我平时生活有什么地方可以做改变的？我有一个小公司，我公司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
你们问我你个人能改变什么，去保护我们的环境。很不幸，我的答案是，你作为个人行动的话，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觉得我们每个人私下里都出一点力，环境就能得到保护，或者国际贸易系统的体制就能有所改变。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些都是我们联合起来，才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那些最末端的工人很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生活更宽裕的加拿大人反而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我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遇到的工人很清楚，除非联合起来一起发声，否则政府绝不会听一个人两个人在说什么，就算个体以死抗争也只是徒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工人们的目标一直是大方向的：改变工厂的规定，改变当地的政策，改变国家的劳动法。这些工人们知道自己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联合起来的时候，这些工人会直接要求结构性的变革，而不是什么通过个人的选择来“引导”规定和政策的改变。
相反，我们更富裕的国家的人民，往往会觉得“我一个人行动力量就很大”，因此反而忽略了大方向的目标。我们常常纠结于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期待从小事当中推动社会的变革，而不能直接去要求政策性的变革。
https://amindamazed.tumblr.com/post/745142118434095104
26岁那年，我在写我的第一本书。那是一本关于大品牌的国际化对工人和消费者的影响的书。
为了写书，我到了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去了解那些我和我朋友们平时购买的那些衣物和电子产品背后的工人们。在那里，未成年的女工们邀请了我去她们的寝室。那是些十几个人一间寝室，寝室的地上是水泥地板，整个寝室脏兮兮的。但这些女孩子人真的很好，很乐观，也很爱笑。这些女孩子大多数时间都需要工作，在她们仅有的休息时间里，她们在寝室里和我讲了很多很多事情，比如工厂不允许她们上班的时候离开生产线去上厕所，比如有些管理人员会殴打她们，比如她们买不起下饭的小鱼干，只能干吃饭。
这些女孩们心里很清楚，她们远远没有得到她们的工作应得的收入。她们知道自己制作的产品卖出去的时候，价格甚至超过了她们一个月的工资。我记得有一位17岁的女工和我说，“我们生产电脑，但我们自己却从来没有用过电脑。”
但我一直为一件事情而感到困惑。
我发现很多女工们穿着的山寨盗版衣服上常常有一些和国际大品牌相关的图案，比如迪士尼的角色，或者耐克的商标图案。这些大品牌往往正是剥削她们的源头，但她们还是会穿有相关图案的衣服，这不是一般是“支持”的象征吗？那些女工为什么会支持这些大品牌？我想不通。
我找到了当地一位工会的组织者，问了他这个问题。实际上，我费了很长时间，才让他明白我的困惑所在。他很难理解我的所思所想，因为穿有什么图案的衣服就代表支持相关的企业这样的概念，是他完全没有的。他认为，如果要推动社会体制的变革，我们应该联合起来做事情。比如一起罢工争取更好的工作待遇，比如建立工会。而不是在自己买衣服吃东西的时候整天想着“我要从中展现我的立场”。
这位工会组织者的回答真的让我反思了很多。因为这和我们加拿大人的观念太不相同了。我们加拿大人常常觉得生活中各种细节必须体现我们的立场和理念，比如我们中有些人会让所有人都知道自己吃素，以及自己吃素背后的原因。比如我们中有些人会买东西的时候只买当地的，通过“无剥削”验证的产品。比如我们中有些人会坚决不买大品牌的产品。
几年后，我的那本书出版了。我开始去各地开讲座，讲应该如何保障末端工人不被剥削，应该如何保障工人建立工会的权利，应该如何改革国际贸易相关的制度。但很多时候，当我讲完这些的时候，我的听众们急着问我的问题都是：那我们该买哪个牌子的鞋子？哪些牌子是可以买的？你买哪些牌子的衣服？我平时生活应该做哪些改变，去帮助这些工人？
现在那本书出版已经15年了，我还是常常被问这样的问题。当我讲到国际贸易引发的环境问题的时候，大家急着问的我问题还是：我平时生活有什么地方可以做改变的？我有一个小公司，我公司可以做什么样的改变？
你们问我你个人能改变什么，去保护我们的环境。很不幸，我的答案是，你作为个人行动的话，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觉得我们每个人私下里都出一点力，环境就能得到保护，或者国际贸易系统的体制就能有所改变。我认为这样的想法是非常不现实的。这些都是我们联合起来，才有办法改变的事情。
那些最末端的工人很明白这个道理，而我们生活更宽裕的加拿大人反而不明白这个道理了。我在印度尼西亚和菲律宾遇到的工人很清楚，除非联合起来一起发声，否则政府绝不会听一个人两个人在说什么，就算个体以死抗争也只是徒劳。这也就是为什么这些工人们的目标一直是大方向的：改变工厂的规定，改变当地的政策，改变国家的劳动法。这些工人们知道自己个人的力量有限，所以联合起来的时候，这些工人会直接要求结构性的变革，而不是什么通过个人的选择来“引导”规定和政策的改变。
相反，我们更富裕的国家的人民，往往会觉得“我一个人行动力量就很大”，因此反而忽略了大方向的目标。我们常常纠结于一些生活中的小事，期待从小事当中推动社会的变革，而不能直接去要求政策性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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