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二 政治用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政治用语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权力博弈的一部分。决策者们反复地与这样的陈词滥调周旋。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这样说过：“每个地方的政治家都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许诺建桥。” 敬佩于赫鲁晓夫的自我嘲弄，但是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用语，如果政治权力博弈领域内所有行为体的政治用语都仅仅依赖于轻率的承诺、模糊的断言、谎话和空洞的用词，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民主而言更是如此。民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基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主体而来的，这些主体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党派、经济和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科学组织等，他们公开地表达立场，用清晰、可信赖且保持一致的方式诠释共同利益。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和功能需求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极大地丧失信心，制定规范的精英团体们将不再值得听从。现实是更加复杂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是将此变得容易理解和管理。因此，我们接下来将概括出民主利益框架下的语言要求。
与法律用语、商业用语、多种多样的科学用语，甚至足球用语一样，政治用语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词汇和规范的语言学领域。 将政治论述翻译为其他语言或反之，不仅仅是在例如经济、宗教、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各权力领域中建立沟通交流的基础，同时也是极其考验人的。那些没有掌握政治用语中的特殊词汇和规则的人，其政治论述将无法被理解，甚至有时还可能导致误解。
政治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制度词汇，例如，国会、总统、草案、法案和听审；第二种是互动词汇，指的是政治互动或者语言行为，如丑闻、决议、妥协、要求、同意、讨论；第三种是包括各学科领域术语的部门词汇。 例如，“工业4.0”和“开放获取”等数字化和经济政策的用语，流动性管理或财政刺激等财政术语。掌握这些词汇包括了解它们的含义和引申义，这既意味着了解它们表达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意味着了解日常决策者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向外人保密而使用的缩写。任何无法解读缩写和简称的人首先在阅读政治文件时就会遭遇困难。
政治用语的规则由三个方面/层次构成：内容、传递和规范化能力。在民主竞技中，并不总是那些有最佳的想法和最好的合法性的人会取得最终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由不可信的人迟早会输。政治骗子的成功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成功永远是易破的、不长久的。这突出了政治用语的中心特征：理由（arguments）。政治用语应该不仅仅具有启发性和煽动性，还应该具有说服力，这样的语言形式让理由对于政治用语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用语满足了人类对于意义和合法性，对于方向性和基本原理的需求。只有理由能够挑战人类，将人类视为合理的政治主体，即理由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政治话语的理由一直以来被反对派、盟友、媒体以及大众持续地要求、询问、拒绝和重塑。如果来自政治、商业或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那么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
说服性政治用语需要理由。但是，它们并不充分，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好的。显然，当我们谈论理由质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必须抛开实质性的方面。对一项劳动市场政策或者气候政策理由的实质性赞扬应该由经济学家或气象学家做出。我们在此仅聚焦名义（formal）的一面。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时，已经介绍过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这里仅进行总结。首先，理由必须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没有因遗漏相关事实而误导重点。其次，理由必须不能是哈里·G.法兰克福称为的废话，也就是试图在毫无意义的辞藻里传递意义，没有丝毫真理。最后，给出理由的个人或组织必须审视自己，确保掌握了足够的知识，逻辑一致、可信赖、经得起验证和无所隐藏。
这三条规定不仅仅是政治用语下的首要道德责任，更是政治话语中基本的审慎原则。因此，如果一位政治家无法展现站得住脚的经济预测，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知识而将杀虫剂视为对环境友好的，抑或联合会的代表反对所有医学证据，坚持认为烟草制品不会损害人体健康，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无视岗位责任而失去他人的信任，甚至是长期信任。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香烟产业中，信誉的损坏和信任的丢失会在长期内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反对。戒律正是如此：不可说谎，不可说废话。两种形式的伪理由都极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权力博弈中有效的一招。
然而，高度强调理由绝不意味着政治语言不应该情绪化。相反，说服性修辞强调的是听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这样的修辞是两极化、煽动性的，它一边震撼着听众，一边带着听众前行，但也使他们平静。如果没有情感因素参与或刺激说话人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语言（及其辩论的一面）就会变得技术官僚化且枯燥乏味。在此情境下，挑战是三重的：运用名义上且实质性值得推敲的理由来支撑某一立场；通过有针对性且恰当的情绪化与听众进行情感沟通；最后在政治用语的情境下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
传递（mediation）是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充分传递理由给听众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理性洞察力和感性理解。第一，语言传播要么通过口头形式，如演讲、采访、公开辩论、非正式会谈等，要么通过纸上进行，如课本、报纸文章、意见书、档案、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 。这两种基本形式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各有利弊。一条推特无法准确概况复杂理由例如，尽管直截了当的意见书是紧凑且简洁的，但它们几乎激不起情感风暴。权力行为体在访谈中面临着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危险。 第二，用于进行语言传递的词语持续地在复杂语句（技术用语）和简单语句（非技术性用语）之间穿梭，即在专家话语和外行话语之间来回摇摆。显然，词汇使用以及平衡专业用语和日常用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在与公民社会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对话时，开发商用规划审批程序及空间规划的技术用词对听众进行轰炸，那么这不会增进理解或带来赞赏，反而会导致困惑和疏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正确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平对待双方辩护人，在司法委员会关于预防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担任政治专家的人最好使用专业术语。简言之：在坐标轴的两极间达到最优对于传达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沟通者的状态。他/她是什么职位？他/她在政治领域是什么职位？他/她的职责涉及哪些语言规则？某些政治词汇与某些官职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容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通常不会采用街头演讲方式。同时，这一传播行为也压根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此外，在特朗普时代，很明显，即便在赢得一场恶语相向的竞选之后，胜利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不成熟，甚至是粗鲁的言辞，或者适当地调整其“狗吹口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
顺便提一句，狗吹口哨政治代表的是一种长久存在的、运用加密词语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 加密词语是为了从指定的理想人群那里收到回应，通常他们都非常忠诚。实际上，“狗吹口哨政治”是带贬义的，因为使用该技巧的演讲者是带有欺骗意图的，例如，暗中煽动种族和民族情感。确实，这与向狗吹口哨是类似的，犬科动物对口哨习以为常，但是人类却听不明白。当然，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口哨同时被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接收并放大。因此，对自己阵营发出的战斗口号有煽动“另一方”的风险，例如，引发“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的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者的状态和角色。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专家还是门外汉？接收者群体是大还是小，统一还是分散？通常来说，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形象化的比较、简短的句子、重复性的话语、易记的口号并杜绝使用外来词向其公民发表演讲。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保证了尽可能多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也解决了因过于冗长或精练而导致的低关注度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内容的复杂性。所有的论断在逻辑上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以德国为例，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专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咨询委员会，俗称“经济五贤人”（Die fünf Wirtschaftsweisen），他们需要为公众和专家提供极其复杂的经济政策议题。他们通过将报告分为通俗的简短版本和专家补充版两个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短版本强调关键词，如“2017年强劲回升”，“金融系统风险增加”和“欧元区稳定”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在具体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他们是正式关系还是非正式关系？是上下级还是平等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例如，在一位协会代表和一群彼此熟知多年的国会议员中进行传递，和在新任政府发言人和一群持批判态度的记者之间进行传递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
借用数学来类比，正确的传递战略是上述四个因素组成的函数：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状态、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关系。但是，这四者间的平衡无法通过方程式计算得出。这是一个政治竞争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练习和接受指导。这也是政治赋权的一部分。
二 政治用语
对于许多人而言，政治用语是负面的，因为这是权力博弈的一部分。决策者们反复地与这样的陈词滥调周旋。苏联前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曾这样说过：“每个地方的政治家都一样。他们甚至在没有河流的情况下许诺建桥。” 敬佩于赫鲁晓夫的自我嘲弄，但是他的言论是夸张的。不仅仅是政治家的用语，如果政治权力博弈领域内所有行为体的政治用语都仅仅依赖于轻率的承诺、模糊的断言、谎话和空洞的用词，那么任何一个政治体系都将处在崩溃的边缘。民主而言更是如此。民主的合法性和稳定性是基于那些直接或间接参与决策的主体而来的，这些主体包括公共机构、政治党派、经济和公民社会利益团体、科学组织等，他们公开地表达立场，用清晰、可信赖且保持一致的方式诠释共同利益。如果这样一种规范和功能需求持续地无法得到满足，那么政治体系就会极大地丧失信心，制定规范的精英团体们将不再值得听从。现实是更加复杂的，政治任务的核心是将此变得容易理解和管理。因此，我们接下来将概括出民主利益框架下的语言要求。
与法律用语、商业用语、多种多样的科学用语，甚至足球用语一样，政治用语是一个有着自己的词汇和规范的语言学领域。 将政治论述翻译为其他语言或反之，不仅仅是在例如经济、宗教、科学和文化等社会各权力领域中建立沟通交流的基础，同时也是极其考验人的。那些没有掌握政治用语中的特殊词汇和规则的人，其政治论述将无法被理解，甚至有时还可能导致误解。
政治词汇可以被分为三种：第一种是制度词汇，例如，国会、总统、草案、法案和听审；第二种是互动词汇，指的是政治互动或者语言行为，如丑闻、决议、妥协、要求、同意、讨论；第三种是包括各学科领域术语的部门词汇。 例如，“工业4.0”和“开放获取”等数字化和经济政策的用语，流动性管理或财政刺激等财政术语。掌握这些词汇包括了解它们的含义和引申义，这既意味着了解它们表达了什么以及与之相关的内容，也意味着了解日常决策者们为了节省时间和向外人保密而使用的缩写。任何无法解读缩写和简称的人首先在阅读政治文件时就会遭遇困难。
政治用语的规则由三个方面/层次构成：内容、传递和规范化能力。在民主竞技中，并不总是那些有最佳的想法和最好的合法性的人会取得最终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理由不可信的人迟早会输。政治骗子的成功并不违背这一原则，因为这样的成功永远是易破的、不长久的。这突出了政治用语的中心特征：理由（arguments）。政治用语应该不仅仅具有启发性和煽动性，还应该具有说服力，这样的语言形式让理由对于政治用语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因此，正如我们在第一章第三节中所提到的那样，政治用语满足了人类对于意义和合法性，对于方向性和基本原理的需求。只有理由能够挑战人类，将人类视为合理的政治主体，即理由的提供者和接收者。政治话语的理由一直以来被反对派、盟友、媒体以及大众持续地要求、询问、拒绝和重塑。如果来自政治、商业或公民社会的领导人没有理由，那么他们基本上无话可说。
说服性政治用语需要理由。但是，它们并不充分，不是所有的理由都是好的。显然，当我们谈论理由质量的评判标准时，我们必须抛开实质性的方面。对一项劳动市场政策或者气候政策理由的实质性赞扬应该由经济学家或气象学家做出。我们在此仅聚焦名义（formal）的一面。我们在第二章第四节讨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标准时，已经介绍过相应的质量标准。因此，这里仅进行总结。首先，理由必须是基于正确信息的，没有因遗漏相关事实而误导重点。其次，理由必须不能是哈里·G.法兰克福称为的废话，也就是试图在毫无意义的辞藻里传递意义，没有丝毫真理。最后，给出理由的个人或组织必须审视自己，确保掌握了足够的知识，逻辑一致、可信赖、经得起验证和无所隐藏。
这三条规定不仅仅是政治用语下的首要道德责任，更是政治话语中基本的审慎原则。因此，如果一位政治家无法展现站得住脚的经济预测，化学公司的首席执行官缺乏知识而将杀虫剂视为对环境友好的，抑或联合会的代表反对所有医学证据，坚持认为烟草制品不会损害人体健康，那么他们将会因为无视岗位责任而失去他人的信任，甚至是长期信任。最坏的情况下，例如在香烟产业中，信誉的损坏和信任的丢失会在长期内造成最具破坏性的反对。戒律正是如此：不可说谎，不可说废话。两种形式的伪理由都极有可能被检测出来，因此它们都不是权力博弈中有效的一招。
然而，高度强调理由绝不意味着政治语言不应该情绪化。相反，说服性修辞强调的是听众的情绪以及他们的推理和判断（。这样的修辞是两极化、煽动性的，它一边震撼着听众，一边带着听众前行，但也使他们平静。如果没有情感因素参与或刺激说话人的心理状态，那么政治语言（及其辩论的一面）就会变得技术官僚化且枯燥乏味。在此情境下，挑战是三重的：运用名义上且实质性值得推敲的理由来支撑某一立场；通过有针对性且恰当的情绪化与听众进行情感沟通；最后在政治用语的情境下将感性和理性相结合。
传递（mediation）是第二个层次，指的是充分传递理由给听众的必经的过程，也就是建立理性洞察力和感性理解。第一，语言传播要么通过口头形式，如演讲、采访、公开辩论、非正式会谈等，要么通过纸上进行，如课本、报纸文章、意见书、档案、电子邮件、即时消息等 。这两种基本形式和它们各自的表现形式各有利弊。一条推特无法准确概况复杂理由例如，尽管直截了当的意见书是紧凑且简洁的，但它们几乎激不起情感风暴。权力行为体在访谈中面临着遇到不想回答的问题的危险。 第二，用于进行语言传递的词语持续地在复杂语句（技术用语）和简单语句（非技术性用语）之间穿梭，即在专家话语和外行话语之间来回摇摆。显然，词汇使用以及平衡专业用语和日常用语是至关重要的。例如，如果在与公民社会就基础设施项目进行对话时，开发商用规划审批程序及空间规划的技术用词对听众进行轰炸，那么这不会增进理解或带来赞赏，反而会导致困惑和疏远。但从另一方面来说，为了正确处理事务的复杂性，公平对待双方辩护人，在司法委员会关于预防犯罪问题的听证会上，担任政治专家的人最好使用专业术语。简言之：在坐标轴的两极间达到最优对于传达政治语言是至关重要的。
这取决于四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沟通者的状态。他/她是什么职位？他/她在政治领域是什么职位？他/她的职责涉及哪些语言规则？某些政治词汇与某些官职和政治地位是不相容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的首席大法官通常不会采用街头演讲方式。同时，这一传播行为也压根不适用于美国总统候选人。此外，在特朗普时代，很明显，即便在赢得一场恶语相向的竞选之后，胜利者也可以随心所欲地扩展他不成熟，甚至是粗鲁的言辞，或者适当地调整其“狗吹口哨政治”（dog-whistle politics）。
顺便提一句，狗吹口哨政治代表的是一种长久存在的、运用加密词语传播政治信息的方式。 加密词语是为了从指定的理想人群那里收到回应，通常他们都非常忠诚。实际上，“狗吹口哨政治”是带贬义的，因为使用该技巧的演讲者是带有欺骗意图的，例如，暗中煽动种族和民族情感。确实，这与向狗吹口哨是类似的，犬科动物对口哨习以为常，但是人类却听不明白。当然，在现代政治范畴内，口哨同时被媒体和政治反对派接收并放大。因此，对自己阵营发出的战斗口号有煽动“另一方”的风险，例如，引发“绝不支持特朗普”（#NeverTrump）的运动。
第二个因素是接收者的状态和角色。他们是政治话语的专家还是门外汉？接收者群体是大还是小，统一还是分散？通常来说，国家和政府首脑以形象化的比较、简短的句子、重复性的话语、易记的口号并杜绝使用外来词向其公民发表演讲。这样的沟通方式不仅保证了尽可能多没有接受过政治教育的民众能够接收到信息，也解决了因过于冗长或精练而导致的低关注度的问题。
第三个因素是内容的复杂性。所有的论断在逻辑上是复杂还是简单？是否需要专业知识才能理解？以德国为例，经济专家委员会是一个专注宏观经济发展的咨询委员会，俗称“经济五贤人”（Die fünf Wirtschaftsweisen），他们需要为公众和专家提供极其复杂的经济政策议题。他们通过将报告分为通俗的简短版本和专家补充版两个版本来解决这个问题，简短版本强调关键词，如“2017年强劲回升”，“金融系统风险增加”和“欧元区稳定”等。
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因素，是在具体情况下，信息发出者和接收者间的关系。他们是正式关系还是非正式关系？是上下级还是平等的？是盟友还是敌人？例如，在一位协会代表和一群彼此熟知多年的国会议员中进行传递，和在新任政府发言人和一群持批判态度的记者之间进行传递所遵循的规则是不同的。
借用数学来类比，正确的传递战略是上述四个因素组成的函数：发出者和接收者的状态、内容的复杂程度和关系。但是，这四者间的平衡无法通过方程式计算得出。这是一个政治竞争性的问题，需要不断地练习和接受指导。这也是政治赋权的一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