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讨论的思路隐含着一个中心理论前提，即构成产权的一束控制权在概念上是可以分解为不同维度的，在实际过程中是可以分离的，在组织各层次各部门间进行不同的分配组合，从而导致了不同的治理模式。需要强调的是，控制权的分配组合不是任意的，而是有着相应成本代价的，因此是有条件的。在以上提出的三级政府模式中，中央政府（委托方）、中间政府（管理方）和基层政府（代理方）三者间有着辽阔的行政范围和漫长的空间距离；在许多情形下这些控制权的分离实属不得已而为之。例如，在环保管制领域中，每个县的二氧化硫减排任务涉及数十个项目和治理设施。如此推算，在地市一级有着数百个如此项目；在省一级有着数以千计的减排项目；而在国家层面，可达数以万计。试想，中央政府（如国家环保部）如果尽收所有的控制权于手中（目标设定权、检查验收权和激励分配权），其实施过程必然不堪重负：欲有效行使激励分配权，中央政府需要掌握有关代理方（各县环保局、有关企业、治理项目）的努力程度、客观状况和其他可能事件的准确信息。显然，中央政府行使这一权力会成本高昂，力不从心。实际上，中央政府行使检查验收权的范围和力度也是有限的，欲对所有减排项目进行全面认真的检查验收，也同样会成本代价高昂，无法承受。
因此，在中国政府实际运行中，控制权的分离和在各部门间的不同分配形式是司空见惯的。通过考察控制权的不同维度以及它们在不同层次、部门间的分配组合，我们可以深入分析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下面，用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进一步阐述有关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概念。
因此，在中国政府实际运行中，控制权的分离和在各部门间的不同分配形式是司空见惯的。通过考察控制权的不同维度以及它们在不同层次、部门间的分配组合，我们可以深入分析组织内部的权威关系和治理模式之间的关系。下面，用一个大家熟悉的例子来进一步阐述有关的研究问题和分析概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