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及其逻辑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
很明显，就像人造制品一样，社会组织是权力和主导性的核心工具。组织汇聚了知识、技能和资源，创造协同效应，最重要的是，借助大型武力或权威机构，协调了为成千上万人实现政治目标的行动。类似于权力制品，在娴熟的权力行为体手中，社会组织能够成为实现利益的高效工具。 这里需要进行一个重要的分类：区分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前者的特点是有一个正式且成文的规则结构、明确的责任分类并具备相应的角色和任务分工，而后者则是由有关人员之间所达成的非正式协议和隐含规范构成。 两者都是同等重要的权力工具；我们从讨论正式组织形式入手。
武器这种权力制品的上述讨论相呼应，首先专注于使用武力的两种极端类型：军队和警察。 尽管两者都以使用经过武装的行动权力为基本特征，但它们在功能上的区别在于内部安全和外部安全之间的不同。历史上比军事组织年轻得多的警察机构负责法律执行、内部安全和广义上的犯罪预防。军队负责抵御敌人侵略和遏制战事。根据这样的任务分工，两个组织在潜在行为和装备上是不同的：如果所有其他形式的权力行动都不合适，那么使用致命性行动权力是警察的最后手段；另外，对于军队而言，这却是唯一手段。当然，权力行为体们已经在历史中模糊或者搁置了警察和军队、内部和外部的明确区分。其原因在于内部和外部安全利益之间普遍存在的（所谓的）混合，以及两者在责任方面的重叠。由此产生的警察和军队的混合形式称为“准军事部队”（paramilitary），它是一个高度武装的组织，被训练用于战争和打击犯罪。
显而易见，警察和军队（以及准军事部队）是重要的权力工具：它们通过体现且实现国家对权力使用的垄断，从内部和外部巩固了政治权力。正如已经提到的那样，有组织的行动权力存在着极大被滥用的可能，从任意执法到军事上有组织的大屠杀。不过，因为我们的重点在于分析（见导论），我们不深入讨论这个真正意义上的道德问题；和平与冲突的研究成果以及军队和警察的应用伦理为此提供了全面的指导。
从实际角度出发，警察和军队组织化的权力行为可能导致行为体陷入一个困境：一方面，这是权力巩固所必不可少的，因此，全面且尽可能地强化这些组织是有利的。另一方面，历史告诉我们，强化这些武装组织的人力和物力常常促进了他们的政治独立，并发展成为“国家中的国家”。 于是，对于政治领导权而言，在不断地对组织化的行动权力做出严格限制的同时，还要使雄心勃勃的个人远离领导位置——例如不断提及的拿破仑，这样做似乎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抉择，都会造成负面影响：要么是军队和警察部队变得越来越危险，要么是这些组织的影响力逐渐褪去。 当然，这种目标冲突不一定会发展到所描述的程度。毫无疑问，卓越的权力技能和权力知识有利于培养国家军队持久的忠诚，道德准则也是如此。不过，上述困境仍旧是一种结构性政治风险，因此也是一个永远的战略挑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