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是苏运霖教授翻译《计算机程序设计艺术》经过的片断回忆。经过文革的教授，那段岁月，实在是不要再重来了。白天挖防空洞，晚上翻译，还怕别人说崇洋媚外。
那是在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为了在吉林大学开设有关软件的课程，我被吉林大学派往中科院数学所进修，同时和数学所、中山大学和贵州大学的同志一起协作，从事XR(系列软件)项目的某个子课题的研究。当时，国内对于计算机软件的重要性才刚刚有所认识，因此对于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等，以中关村及北大、清华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热潮。就在这期间的一个周日，我来到五道口的外文书店，猛然发现了醒目的"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的3卷大部头新书，心绪为之一动，通过流览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感到这是极有价值的书，在决心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心里也产生了把它们译成中文的念头。
当然，这样的重头书，不会只引起我一个人的注意。计算所和数学所的许多同行也都传开了有这本新书的消息。人们自然也都感到，把它译出，很有价值。
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吉林大学。长春的外文书店，也都有了这套书，我向当时在一起工作的管纪文先生介绍了这套书，并把我想把它们译出的想法告诉了他。当然我们也告诉了当时任系主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我们的老师王湘浩教授，他对我们这一重大举动，也深表支持。于是，我们也就这样开始干起来。
但是，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已经不是只抓革命，不搞生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阶段，学校已开始了招生和教学。然而，压倒一切的还是革命，后来又搞起批林批孔，矛头所指，直接针对周总理，后来又再次搞起批邓。当时，我白天时间，全在挖防空洞中消耗掉了，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和清晨进行翻译工作。我和管纪文先生的分工是：我全部负责翻译，再由他誊清我的译文，并做一些润饰工作。整个3卷，我们都是这样干的。我们的翻译工作，真正地做起来，是在1975年底才开始的。
在我们开始从事这一工作时，当然受到人们的注意。一种人认为，我们干不了，这也有一点道理，因此在此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干过这样重大的翻译工作，特别是，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并非毫无基础，在此之前，我已经翻译过由当时计算所所长许孔时访问美、加带回的一本《操作系统》教材(多伦多大学)，并且全文刊登在由当时的1015所出版的《计算机参考资料》上，当时这一译文，就倍受读者称赞，认为译文精确、流畅，可读性强；此外，我还译过当时著名的《课程表68》这一ACM制定的教学大纲。所以，只能说以前的工作，在其工作量上、难度上，没有现在的工作这么大而已，但是，有了以前的基础，我们怎么就干不了呢!所以对于这种人和他们的责难，我们毫不理会。
另一种人，则站在"革命者"的角度，说我们又在搞崇洋媚外的一套，说我们宣扬西方的文明，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竟传出，这本书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我曾为了翻译《课程表68》而受过批判和指责，所以，对于现在的责难，我也就不当一回事。我们坚信，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科技著作，它在国外引起重视，在国内，也应得到同样的重视，才有利于我国的科技发展。
那是在1973年至1974年期间，为了在吉林大学开设有关软件的课程，我被吉林大学派往中科院数学所进修，同时和数学所、中山大学和贵州大学的同志一起协作，从事XR(系列软件)项目的某个子课题的研究。当时，国内对于计算机软件的重要性才刚刚有所认识，因此对于程序设计、操作系统等，以中关村及北大、清华为中心，掀起了一个引进国外先进技术的热潮。就在这期间的一个周日，我来到五道口的外文书店，猛然发现了醒目的"The Art of Computer Programming"的3卷大部头新书，心绪为之一动，通过流览书的目录和部分章节，感到这是极有价值的书，在决心认真阅读学习的同时，心里也产生了把它们译成中文的念头。
当然，这样的重头书，不会只引起我一个人的注意。计算所和数学所的许多同行也都传开了有这本新书的消息。人们自然也都感到，把它译出，很有价值。
不久之后，我就回到了吉林大学。长春的外文书店，也都有了这套书，我向当时在一起工作的管纪文先生介绍了这套书，并把我想把它们译出的想法告诉了他。当然我们也告诉了当时任系主任的中科院学部委员，我们的老师王湘浩教授，他对我们这一重大举动，也深表支持。于是，我们也就这样开始干起来。
但是，那还是"文化大革命"时期，虽然已经不是只抓革命，不搞生产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特别是在邓小平复出，主持中央工作的阶段，学校已开始了招生和教学。然而，压倒一切的还是革命，后来又搞起批林批孔，矛头所指，直接针对周总理，后来又再次搞起批邓。当时，我白天时间，全在挖防空洞中消耗掉了，所以，我只能在晚上和清晨进行翻译工作。我和管纪文先生的分工是：我全部负责翻译，再由他誊清我的译文，并做一些润饰工作。整个3卷，我们都是这样干的。我们的翻译工作，真正地做起来，是在1975年底才开始的。
在我们开始从事这一工作时，当然受到人们的注意。一种人认为，我们干不了，这也有一点道理，因此在此之前，我们都还没有干过这样重大的翻译工作，特别是，这个领域对我们来说，完全是新的。但是，实际上，我们并非毫无基础，在此之前，我已经翻译过由当时计算所所长许孔时访问美、加带回的一本《操作系统》教材(多伦多大学)，并且全文刊登在由当时的1015所出版的《计算机参考资料》上，当时这一译文，就倍受读者称赞，认为译文精确、流畅，可读性强；此外，我还译过当时著名的《课程表68》这一ACM制定的教学大纲。所以，只能说以前的工作，在其工作量上、难度上，没有现在的工作这么大而已，但是，有了以前的基础，我们怎么就干不了呢!所以对于这种人和他们的责难，我们毫不理会。
另一种人，则站在"革命者"的角度，说我们又在搞崇洋媚外的一套，说我们宣扬西方的文明，宣扬西方的生活方式，不知怎么回事，当时竟传出，这本书是宣扬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我曾为了翻译《课程表68》而受过批判和指责，所以，对于现在的责难，我也就不当一回事。我们坚信，这是一本高质量的科技著作，它在国外引起重视，在国内，也应得到同样的重视，才有利于我国的科技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