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50到70年代，国家一直尝试通过创建社会主义喜剧以完成对“笑”的改造，今日熟悉的诸种歌颂式喜剧，都可被看作是这一实验的产物。但问题是，人不可能只是像《今天我休息》里所表现的那种，只发出建立在对好人好事的认同之上的，崇敬和肯定的笑。人会出神，会分心，会讽刺，也会解读现实和话语之间的错位。所以说到底，对于权力来说，笑是一件难以处理的、危险的事情，是人不受控制的身体和心理状态，无法被彻底组织进理性的生产领域。
当笑和严肃的政治宣教之间的不匹配在到达最高峰时，连歌颂的笑也显得不合时宜，长达7年多时间里，出现了全国完全没有公开相声表演的奇观。直到1973年马季唐杰忠以坦赞铁路为主题的《友谊颂》在电台播放，情况才开始解冻。不过据说当时有很多人太久没听相声，兴奋之余，还误以为这部作品便是相声的开山之作。
改造笑的背后，是人们一边在改造外部天地，一边面对难以真正改造的内在自然时产生的焦虑。今天看这种焦虑依然存在，甚至有很多人在不断主动迎合它，哺育它，让它再次生长出各种剪刀、胶带、封条，好把自己缠绕起来。 source
当笑和严肃的政治宣教之间的不匹配在到达最高峰时，连歌颂的笑也显得不合时宜，长达7年多时间里，出现了全国完全没有公开相声表演的奇观。直到1973年马季唐杰忠以坦赞铁路为主题的《友谊颂》在电台播放，情况才开始解冻。不过据说当时有很多人太久没听相声，兴奋之余，还误以为这部作品便是相声的开山之作。
改造笑的背后，是人们一边在改造外部天地，一边面对难以真正改造的内在自然时产生的焦虑。今天看这种焦虑依然存在，甚至有很多人在不断主动迎合它，哺育它，让它再次生长出各种剪刀、胶带、封条，好把自己缠绕起来。 sour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