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Death, the Impossible」中，Rafael Winkler 追求三個相互交叉的目標。首先， Winkler 接受 Heidegger 的主張，即預期自己的死亡可以在生命的極限處啟動一種最大限度的單一化（ p 11 ），Winkler 辯稱，死亡迫在眉睫的體驗是如此令人震驚和永遠難以捉摸，它必然會消解此在 Dasein 中的 “每一種統一性和同一性”，但不會因此而取消它的體驗（ p 7 ）。
根據 Rafael Winkler 的說法，Heidegger 其實在他的演講 “What is Metaphysics?” 當中認為，在焦慮中，我們不僅失去了對世界的控制，因為它從我們身邊溜走，而且我們也失去了 “我”。他引用了 Heidegger 對焦慮的離奇經歷的總結：
“焦慮讓我們懸而未決，因為它導致生命作為一個整體消失。這意味著我們自己──我們存在中的人類──在眾生之中逐漸遠離了我們自己。因此，歸根究底並不是「你」或「我」感到不自在；而是「你」或「我」感到不自在。相反，對於某些 “人” 來說就是這樣。在這種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抓住的盤旋體驗中，純粹的此在 Dasein 仍然存在。”( p 15 ) ( Martin Heidegger，David Farrell Krell， “Basic Writings(2008)” p 101 )
正如 Rafael Winkler 指出的那樣，這與 Heidegger 在 “Being and Time” 中的描述不同。但這真的意味著，正如 Winkler 所說的，Heidegger 在這裏提出 “我消失了 the I vanishes” 嗎 （ p 15 ）？畢竟，經歷焦慮的人類的此在 Dasein 仍然完好無損，而此在 Dasein 是由危險和自我關懷所決定的，即使這種我性常常不是很明顯或突出，甚至可能被削弱。
其次，儘管 Rafael Winkler 認為，面對死亡的焦慮是一種壓倒性的、令人震驚的極限情境，它使此在 Dasein 單一化，並導致其作為同一自我的解體，但他堅持認為，這種解體的經驗可以被擁有，儘管不是 “擁有” 的， “第一人稱” 的權威，因為正是這種 “身分 identity” 被死亡的經驗所削弱。因此，Winkler 認為，即使沒有完整的 “第一人稱統一”，體驗也是可能的（ p 1 ）。在捍衛這一觀點時，Winkler 繼續攻擊 Dan Zahavi ( “Self-Awareness and Alterity: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1999)” ) 對意識必要統一的解釋，為此他大量引用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證言（摘自 R. D. Laing，“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2010)” ）。但由於這些證言的運作伴隨著 “我” 這個詞的明顯存在，因此總是預設所謂的不存在或破碎的東西（ pp 16-17 ），實看不出 Winkler 如何能夠在此基礎上證明他的論點。
此外，Rafael Winkler 進一步聲稱，由於對死亡的預期所帶來的個人自我的瓦解，面對死亡的真實性和堅決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真正擁有我的存在” （ p 1 ）在死亡之前當然需要更多的證實，因為這個結果與 Heidegger 所寫的一切背道而馳。
不管怎樣，Rafael Winkler 的第三個目標是聲稱，儘管我自己的死亡完全令人迷失方向和破碎，即作為一個始終突出的、迫在眉睫但從未出現的 “事件 event”，但它並不像 Derrida 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pp 20-24 )。由於 Winkler 主要關注的是 “獨特性” ，他很滿意地簡單地指出，Derrida 對哀悼的描述與 Heidegger 對哀悼的描述一樣，都是對死亡的單一化的真實描述，即一個單一且不可取代的朋友的死亡。但僅憑這一觀察並不能解決問題，即 Heidegger 或 Derrida 對死亡的分析是否更有說服力 。
在第二章「Self and Other」中，Rafael Winkler 繼續探索人類生命的獨特性，即它在良心的召喚（ Heidegger ）和他者的召喚（ Levinas ）中的表現。根據 Winkler 的說法，兩者之間的決定性區別在於，Heidegger 的召喚是從此在 Dasein 內部發出的，召喚它獨特的自我，而召喚則是從外部召喚我，在他或她的絕對單一性中挑選出對方。換句話說， Heidegger 來說，此在 Dasein 本身的核心存在著一種內在的 “存有論相異性”，而對於 Levinas 來說，存在於主體外部的 “他者的倫理相異性”（ p 41 ）。
在此背景下，Rafael Winkler 也討論了 Paul Ricoeur 在 “Oneself as Another (1995)” 中試圖在 Heidegger 和 Levinas 之間找到中間立場的嘗試。Ricoeur 認為，作為對禁令的回應，此在 Dasein 核心的呼喚必須被解釋為對他者義務的內在承認或證明。這將使這項呼籲真正具有道德性，而 Heidegger 則不然。同時，它會將這項召喚錨定在主體將自己約束於對另一方的義務上，這與 Levinas 僅由另一方建立在外部的召喚形成鮮明對比。正如 Winkler 所指出的，這樣的立場也將支持 François Raffoul ( “The Origins of Responsibility (2010)” ) 和 Françoise Dastur ( “The Call of Conscience: The Most Intimate Alterity “ in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2002)”: pp 87-98 ) 最近的嘗試，即從此在 Dasein 的存有論相異性中推導出他者的相異性。
然而，與這種和解的嘗試相反，Rafael Winkler 認為， “沒有現象學或解釋學上的理由” 持有這樣的觀點，即在為自己的行為（在通話中和透過通話）分配責任時，我已經受到了外界的其他他者的吩咐，這樣 “他者的禁令” 就已經存在於我的內心了（ p 45 ）。換句話說，一個人不可能 “將建構自我內在性的垂直關係轉移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上” （ p 45 ）。將自己束縛在良心的召喚與來自他者的召喚的反應並不同構，此在 Dasein 的獨特性（承認良心的召喚）不同於他人對我的獨特性（ p 46 ）。
根據 Rafael Winkler 的說法，Heidegger 其實在他的演講 “What is Metaphysics?” 當中認為，在焦慮中，我們不僅失去了對世界的控制，因為它從我們身邊溜走，而且我們也失去了 “我”。他引用了 Heidegger 對焦慮的離奇經歷的總結：
“焦慮讓我們懸而未決，因為它導致生命作為一個整體消失。這意味著我們自己──我們存在中的人類──在眾生之中逐漸遠離了我們自己。因此，歸根究底並不是「你」或「我」感到不自在；而是「你」或「我」感到不自在。相反，對於某些 “人” 來說就是這樣。在這種沒有任何東西可以抓住的盤旋體驗中，純粹的此在 Dasein 仍然存在。”( p 15 ) ( Martin Heidegger，David Farrell Krell， “Basic Writings(2008)” p 101 )
正如 Rafael Winkler 指出的那樣，這與 Heidegger 在 “Being and Time” 中的描述不同。但這真的意味著，正如 Winkler 所說的，Heidegger 在這裏提出 “我消失了 the I vanishes” 嗎 （ p 15 ）？畢竟，經歷焦慮的人類的此在 Dasein 仍然完好無損，而此在 Dasein 是由危險和自我關懷所決定的，即使這種我性常常不是很明顯或突出，甚至可能被削弱。
其次，儘管 Rafael Winkler 認為，面對死亡的焦慮是一種壓倒性的、令人震驚的極限情境，它使此在 Dasein 單一化，並導致其作為同一自我的解體，但他堅持認為，這種解體的經驗可以被擁有，儘管不是 “擁有” 的， “第一人稱” 的權威，因為正是這種 “身分 identity” 被死亡的經驗所削弱。因此，Winkler 認為，即使沒有完整的 “第一人稱統一”，體驗也是可能的（ p 1 ）。在捍衛這一觀點時，Winkler 繼續攻擊 Dan Zahavi ( “Self-Awareness and Alterity: A Phenomenological Investigation (1999)” ) 對意識必要統一的解釋，為此他大量引用了精神分裂症患者的證言（摘自 R. D. Laing，“The Divided Self: An Existential Study in Sanity and Madness (2010)” ）。但由於這些證言的運作伴隨著 “我” 這個詞的明顯存在，因此總是預設所謂的不存在或破碎的東西（ pp 16-17 ），實看不出 Winkler 如何能夠在此基礎上證明他的論點。
此外，Rafael Winkler 進一步聲稱，由於對死亡的預期所帶來的個人自我的瓦解，面對死亡的真實性和堅決性是不可能的，因此，“我不能真正擁有我的存在” （ p 1 ）在死亡之前當然需要更多的證實，因為這個結果與 Heidegger 所寫的一切背道而馳。
不管怎樣，Rafael Winkler 的第三個目標是聲稱，儘管我自己的死亡完全令人迷失方向和破碎，即作為一個始終突出的、迫在眉睫但從未出現的 “事件 event”，但它並不像 Derrida 所認為的那樣，是一個不可能發生的事情( pp 20-24 )。由於 Winkler 主要關注的是 “獨特性” ，他很滿意地簡單地指出，Derrida 對哀悼的描述與 Heidegger 對哀悼的描述一樣，都是對死亡的單一化的真實描述，即一個單一且不可取代的朋友的死亡。但僅憑這一觀察並不能解決問題，即 Heidegger 或 Derrida 對死亡的分析是否更有說服力 。
在第二章「Self and Other」中，Rafael Winkler 繼續探索人類生命的獨特性，即它在良心的召喚（ Heidegger ）和他者的召喚（ Levinas ）中的表現。根據 Winkler 的說法，兩者之間的決定性區別在於，Heidegger 的召喚是從此在 Dasein 內部發出的，召喚它獨特的自我，而召喚則是從外部召喚我，在他或她的絕對單一性中挑選出對方。換句話說， Heidegger 來說，此在 Dasein 本身的核心存在著一種內在的 “存有論相異性”，而對於 Levinas 來說，存在於主體外部的 “他者的倫理相異性”（ p 41 ）。
在此背景下，Rafael Winkler 也討論了 Paul Ricoeur 在 “Oneself as Another (1995)” 中試圖在 Heidegger 和 Levinas 之間找到中間立場的嘗試。Ricoeur 認為，作為對禁令的回應，此在 Dasein 核心的呼喚必須被解釋為對他者義務的內在承認或證明。這將使這項呼籲真正具有道德性，而 Heidegger 則不然。同時，它會將這項召喚錨定在主體將自己約束於對另一方的義務上，這與 Levinas 僅由另一方建立在外部的召喚形成鮮明對比。正如 Winkler 所指出的，這樣的立場也將支持 François Raffoul ( “The Origins of Responsibility (2010)” ) 和 Françoise Dastur ( “The Call of Conscience: The Most Intimate Alterity “ in “Heidegger and Practical Philosophy (2002)”: pp 87-98 ) 最近的嘗試，即從此在 Dasein 的存有論相異性中推導出他者的相異性。
然而，與這種和解的嘗試相反，Rafael Winkler 認為， “沒有現象學或解釋學上的理由” 持有這樣的觀點，即在為自己的行為（在通話中和透過通話）分配責任時，我已經受到了外界的其他他者的吩咐，這樣 “他者的禁令” 就已經存在於我的內心了（ p 45 ）。換句話說，一個人不可能 “將建構自我內在性的垂直關係轉移到自我與他者之間的社會關係上” （ p 45 ）。將自己束縛在良心的召喚與來自他者的召喚的反應並不同構，此在 Dasein 的獨特性（承認良心的召喚）不同於他人對我的獨特性（ p 4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