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们穿越晚清危机、维新变法、辛亥革命、军阀割据、民国时代，来到1949年以后的中国，随着帝制消失而皇权不再，历史上的皇权与官僚权力之分似乎不再合乎时宜。但我以为，在理论分析上，仍然有必要将居于最高权力地位的执政党及其领袖与其下的官僚组织区分开来。为了表述的方便，我将这两种权力简称为国家权力与官僚权力。这一区分不仅有着理论分析上的意义，也体现在中国实际执政过程之中。在各类施政文件中，前者常常以“党和国家”的形象出现，而后者则以“各级干部”和“基层干部”概而言之（参见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1996）。毛泽东对官僚体制的反复批评指责和党内外频繁的整党整风运动都表明，体现最高意志的“国家”和具体操作的官僚体制之间在实际运行过程中的确存在着经常性紧张。
欲分析当代中国的官僚体制，我们不妨沿着韦伯的视角尝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当代中国国家支配形式是怎样的？官僚体制在这个支配形式中是怎样的位置？党与其他权力执掌者一样，有为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加以辩护的必要。而这一合法性基础可以折射出其支配形式和相应的制度建设，以及官僚体制在其中的位置。
欲分析当代中国的官僚体制，我们不妨沿着韦伯的视角尝试回答这样两个问题：当代中国国家支配形式是怎样的？官僚体制在这个支配形式中是怎样的位置？党与其他权力执掌者一样，有为其行使权力的合法性加以辩护的必要。而这一合法性基础可以折射出其支配形式和相应的制度建设，以及官僚体制在其中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