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王充同样描写了道德方面的疫病起因，重申了疾病是一种天谴的流行看法。他反驳了大傩对于预防瘟疫必不可少的说法，提出瘟疫和其他灾害是反映统治者德行的晴雨表。因此，远古时期仁德的圣王不需要向术士或驱邪师求助，而桀纣之时的恶治则导致疾病和灾祸猖獗地肆虐人间。 王充和与他同代的有识之士都相信至上神的存在，认为至上神可支配人类的命运，并通过“灾异”对统治者的行为表示不满或赞赏。 在汉代晚期的教派新运动中，这种天谴的概念同天启救世主义观念融合在了一起，形成了一种完全不同的疾病观，它既反感方士主持的驱邪仪式，又拒绝气医的顺势疗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