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山厂可说是中国“第一代民族政策”提倡的少数民族文艺产业的杰出成员。上年纪的人可能还会记得天山电影制片厂的老电影，那些维吾尔历史片（《阿曼尼撒罕》（1994））、伊犁革命片（《孤女恋》（1986）），和诸多新疆各民族影片，都被配音成为汉语普通话电影。但除却普通话配音，天山厂的电影制作班底，从编剧到演员到后勤，充满新疆本地各民族人士。也不会有什么人质疑这些电影不是“少数民族电影”或者“新疆本土电影”。
《我的阿勒泰》则正相反，这样一部大量以哈萨克语作为对白的电视剧，确实是汉族团队主导拍摄制作的。而它针对的舞台和观众群体，也是更广泛的内地市场，它的“少数民族剧”属性，恐怕远不及“主流电视剧”的属性。毕竟，语言和身份并不是界定一件文化产品归属的唯一标准。
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其中的逻辑也反映着中国民族政策的转变。2010年代之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管一再被质疑，也仍然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不少自我表述的空间，正是这个制度下产生了天山电影制片厂，产生了老一代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但2010年代之后，鼓励民族融合的“二代民族制度”大概率导向的结果，就是打破“少数民族表述少数民族”的传统做法，内地演员扮演边疆少数民族可以理解为这一新模式的最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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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阿勒泰》：“看得我的尸体暖暖的”，是好的主流剧？尴尬的民族剧？ Telegraph | 原文
《我的阿勒泰》则正相反，这样一部大量以哈萨克语作为对白的电视剧，确实是汉族团队主导拍摄制作的。而它针对的舞台和观众群体，也是更广泛的内地市场，它的“少数民族剧”属性，恐怕远不及“主流电视剧”的属性。毕竟，语言和身份并不是界定一件文化产品归属的唯一标准。
笔者倾向于认为，这其中的逻辑也反映着中国民族政策的转变。2010年代之前，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尽管一再被质疑，也仍然为少数民族提供了不少自我表述的空间，正是这个制度下产生了天山电影制片厂，产生了老一代少数民族题材影视；但2010年代之后，鼓励民族融合的“二代民族制度”大概率导向的结果，就是打破“少数民族表述少数民族”的传统做法，内地演员扮演边疆少数民族可以理解为这一新模式的最直接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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