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从“向上负责制”到“向直接上级负责制”。在卡理斯玛权威支配形式下，自上而下授权是官员听命于国家权力的制度安排，一如帝国历史上的官员向上对皇权负责。但由于国家治理的规模和广度，历史上皇权不得不委托各地官员“代理”，这一制度在当代中国并未真正改变：实际权力的行使只能下放到各级政府及其主事官员。随着国家治理规模的扩大，这一授权更是不得不进一步下放。执政党延续了历史上帝国一统整合的诸多方略，如道德教化、人事流动、权限分割、相互制约等等。近年来，中央政府更是致力于发展各种当代治理技术来约束官员，从整党整风到近年来的激励机制、考核指标等等，各种尝试纷纷出台，欲使之统一步调、听从指挥。但是，随着行政链条的延伸和组织关系的复杂化，信息不对称、地方多样性、指标可靠性等困难都放大加剧，这些柔性或刚性制度约束的可行性实在有限，力不从心，在实际过程中只能更多地依赖各级政府对其下级部门和属员进行监管评判。对于基层官员的职业生涯来说，直接上级有至为重要的影响。例如，即使直接上级（如镇书记之于镇一般干部）没有决定其晋升的权力，日常工作中的职责安排也可以对其地位和实际权力有着直接的、决定性的影响。因此，官僚体制对卡理斯玛权威的“向上负责制”在实际运行中只能体现为“向直接上级负责制”。结果是，官员对官僚体制的依附更多地体现于此，导致了各个部门、区域的高度封闭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