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种方式，把焦虑合理化，乃是逃避责任的最佳解释。它的实质在于把焦虑转变为一种合理的恐惧。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谁这样热烈地为他的非理性态度辩护，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这种情绪而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她会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在这种情境下做点什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反还会因为自己的高尚准则而感到骄傲；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态度中包含着种种非理性因素，相反还会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她不仅不会觉察并接受改变自己某些态度的警告，相反还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世界，并借些逃避面对她自己的真实动机。显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永远也无法消除她心中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到底，她并不希望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她可以既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设法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获得的好处。
同样的原则也完全适合于相信焦虑是一种正当恐惧的任何倾向——无论其内容是对于分娩的恐惧，还是对于疾病的恐惧，或是对于饮食失当的恐惧，对于天灾人祸的恐惧，对于贫穷潦倒的恐惧。
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们遇见谁这样热烈地为他的非理性态度辩护，我们就可以肯定，这种受到辩护的态度，对于那个人来说一定具有非常重要的功能。
这样一位母亲，不仅不会因为自己这种情绪而感到无能为力，相反她会感到自己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在这种情境下做点什么；她不仅不会承认自己的软弱，相反还会因为自己的高尚准则而感到骄傲；她不仅不会认为自己的态度中包含着种种非理性因素，相反还会觉得自己的态度完全是正当合理的；她不仅不会觉察并接受改变自己某些态度的警告，相反还会继续把自己的责任转移给外部世界，并借些逃避面对她自己的真实动机。显然，她必须为这些暂时的利益付出代价，永远也无法消除她心中的忧虑。更重要的是，她的子女也必须为此付出代价，但她却根本意识不到这一点。而且，归根到底，她并不希望意识到这一点。因为在内心深处，她始终抱有这样一种幻想，以为她可以既不改变自己的态度，同时又设法得到只能由这种改变获得的好处。
同样的原则也完全适合于相信焦虑是一种正当恐惧的任何倾向——无论其内容是对于分娩的恐惧，还是对于疾病的恐惧，或是对于饮食失当的恐惧，对于天灾人祸的恐惧，对于贫穷潦倒的恐惧。